早春寒意消,园丁快育苗

北京师范大学、陶大镛

(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

不能老是用一副旧眼光来看待知识分子

从首都到各大城市,各种学术和创作活动都比过去显得活跃,知识界已开始用实际行动来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了。

但是,要贯彻这个方针,要开辟一个文艺和科学的繁荣时代,还须扫清一些思想障碍。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大家谈论得比较多,我不想再重复了。为了消除种种顾虑,我认为对今天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估价,是有必要的。

有一次,我问一位老教授为什么要把写成的东西“藏之名山”?他面带苦笑地对我说:“别人一看到我的名字,总认为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东西发表了,就难保不给我扣上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那又何必自讨苦吃呢?”这几句话,流露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要求社会上不要低估了他们的进步,不要老是用一副旧眼光来看待他们,他们厌恶粗暴的批评,反对乱扣帽子。

应该承认,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就整个知识界来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熟悉的,毕竟还只占少数;多数人虽愿意或开始学习了,但是学得还很少,还不能很好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分析问题,还应该进一步改造自己:一面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一面要更多地与工农群众接触。

我认为,如果有关部门的领导者能弭除成见,能看到知识分子的进步的一面,能尊重他们的才学并在政治上给予更大的信任,对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就不会再阳奉阴违,就不致于再说“放”而不肯“放”。同时,如果我们知识分子能平心静气地反躬自问,能深切体会到“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能承认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还不很高,那就会欢迎别人的帮助和善意的批评(当然,我们只欢迎同志式的、实事求是和以理服人的批评,坚决反对“一棍子打死”的批评),使我们通过“齐放”和“争鸣”来不断地提高自己。这样,我们才会有勇气来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和创作活动,才不会再想“放”、想“鸣”而不敢“放”、不敢“鸣”。

在目前,“花”之所以放得不多,“家”之所以鸣得还不响,关键在于放手得不够。

在目前,“花”之所以“放”得不多,“家”之所以“鸣”得还不响,重要的关键仍在于放手得不够,在于有关部门的领导者还没有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方针。要把祖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我们就得团结、动员一切可能团结、动员的力量。我个人感觉,今天我国的知识界还蕴藏着很大的潜力,只要好好地挖掘出来,就能化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物质力量;只要有关方面进一步放手,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能使他们感到有了“用武之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调动知识界的一切积极因素,才谈得到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

在我们社会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不要一定的组织领导,并不是要我们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从这方面看,自然科学界的情况,要比社会科学界好得多。很明显,各种自然科学学会所举行的学术论文报告会,对“放”和“鸣”是多少起着推动作用的。很遗憾,在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还看不到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有位朋友说得很幽默:“农业和手工业都合作化了,我们搞经济学的还都是单干户。”我相信,如果把经济科学战线上的“散兵游勇”收聚拢来,决不难编成一支向科学进军的生力军。不久前,我跟好多位经济学界的老友一起晚餐,大家都深深感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来的理论问题愈来愈多,也愈来愈复杂,必须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分工合作,共同加以解决。可是,我们原有的“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早已名存实亡了。我记得在解放初期,“新经济学会”还召开过几次学术讨论会,会后发表的座谈记录(如关于“帝国主义与侵略战争”)曾引起各方的重视。我们都殷切地希望:“新经济学会”能在短期内复活或重建起来,并且继中国哲学会、史学会和政法学会之后,积极地组织科学讨论。

早春寒意渐消,暖流徐徐而来,但要百花盛开,还得快把园门大打开,让园丁进去育苗。

为了广开言路和畅所欲言,许多人认为对“百家争鸣”不应该画圈圈。我在原则上也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我们要“放”、要“鸣”,总不能没有一个努力的目标。我认为,我们当前的目标,应该是在一定时期内,把我国落后的学术文化,达到甚至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因此,我们的“放”和“鸣”,如能围绕着长期科学规划来进行,那就会一举两得,对人民、对国家将作出更大的贡献。事实上,有好些“争鸣”的对象,都是包括在科学规划之中的。拿经济学界来说,目前争论的中心问题有过渡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定息的性质、价值规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它们也都是政治经济学远景规划中所列的主要研究项目;然而,另有更多的理论问题,至今还无人问津。去年要我们拟制科学规划的时候,真可谓“急如星火”;但长期规划订出以后,又好象“石沉大海”一样。在这方面,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并没有把全国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力量团结、动员起来,有关门研究的倾向。一年过去了,许多空白点还是空白,我们又怎么能在预定时期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呢?还必须附带说一句:我主张围绕着长期科学规划来“放”和“鸣”,并没有把它作为圈圈,来限制大家的自由研究和讨论;如果有科学规划以外的东西要“放”和“鸣”,当然也是值得欢迎的。

今天,我们应该说:与解放前相比,我国知识分子是生活在春天里,春天总是可爱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更给知识界带来了新的温暖和生气。现在可以说是早春寒意渐消,暖流徐徐而来。天一暖,花就会开。但要百花盛开,也少不了园丁的辛勤栽培。快把园门大大地打开吧,让园丁们跑进去育苗施肥,相信不久的将来,在我们这片秀丽的祖国大地上,随处都会开遍着鲜艳夺目的文艺和学术之花。

来源: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