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明说：“德顶什么用，光凭德什么也干不了，只有拿出货色来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赵日月说：“过去保送的留学生都是些“笨蛋””有的同学反驳说：“过去保送党团员是为了保证政治质量。”赵日月马上反驳说：“政治质量只要看历史清楚，不包括政治觉悟………党团员仅仅是个符号，并不等于政治质量高。”
王革说：我院人事制度是“重德不重才，而德只要看你是不是党团员。”
康德琯说：“我也觉得学校重德不重才，因此我觉得领导上对德的看法也是宗派主义的。”
“人事处好象在群众之上不受群众的监督，是掌握别人，支配别人的机关。”(林道廉)
“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对待遇不合理者要调正，真正作到“按劳取酬”，叫那些不称职者下台，让位于贤，人事工作不要神秘化。应交年高德昭人公正在群众中享有威信的人担任。”(赵日月)
“消灭学校人事臃肿的现象，撤消人事二科，反对吃闲饭等一些不必要的机构(党团工作人员一定要兼任行政工作，无功不受禄。)”(蔡群先写，陈守铭改)
“我认为党的汇报、人事制度就会产生宗派主义，因为党只限于党员。”(尹孝松)
“共产党是特务机关、共产党员汇报是特务行为。”(李涵林)
“汇报是“密探””。(黄盛业)
“汇报象特务打小报告一样。”(张景明)
“我反对私人汇报，目的是对党支部，国民党是见面不谈的、形式上不同、实质上没有什么两样。“向党汇报是出卖同志。”
“鉴定只是坐在办公室听汇报，是否可靠，对党员来说还比较好些，有组织生活互相比较了解，对那些不正确的批评和扣帽子，会给予反击和解释，对群众来说，被扣了帽子还不了解，可能使他们背上了包袱。”(钱端升)
黄盛业说：“我吃过鉴定的亏”“毕业时不要党来鉴定。”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1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