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的报纸上，各种各样的言论，五花八门，这是在思想战线上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许多人对于葛佩琦、储安平等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很气愤，我认为倒也不必，问题在于驳斥。关于葛、储等人的言论，我说很好，他们的言论是有功于党，有功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应该感谢他们才是，他们的“功劳”比傅作义、陈明仁等人还要大，如果他们能够接受批评，转变过来的话，很应该看重他们。本来，搞社会主义革命，大家都拥护，没有一批人来反对，那才是天真的想法。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思想谈出来，总比不谈好，何况这些思想情绪还是有其代表性的。党就可以把这个事实来教育广大群众，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没有他们，现在还不会提出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界线，还不能说明现在还有右派分子存在。那么在许多人的思想上还不会这样明确。我就是一个，开头，我看到储安平的发言，并没有看出什么问题，相反的多少有些共鸣。后来一看，说是他的发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动的言论，这才感到自己的思想水平究竟很差。
因此，我又联想到言论自由问题，过去我认为言论自由应该充分发扬，但，要有个界限，就是只能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不能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现在我认为不必这样限制，你要讲什么就讲什么，社会主义的言论果然好，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可以，这样可以引起争论，可以从争论中教育人民，马列主义既然不是墙头草，那又何必怕人攻击。不要不相信党的力量和人民力量。非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客观存在，尤其是在过渡时期，没有这种思想倒是奇怪的。对思想问题用行政命令，用压制的办法是不容易解决的。只有用争论和说服的办法才能解决。在争论和说服过程中，如果用教条主义的方法也是收效不大的，必须用事实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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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搞“私改”高潮，报刊上宣传尽是资产阶级如何如何拥护社会主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人经过历史的教育，思想有了改变，抛弃了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全心全意拥护社会主义，是个事实。但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我是很奇怪的，这样的宣传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我的看法是一部分人是拥护社会主义，一部分人是出于不得已，装出来的，还有一部分人是反对的，但也不敢说。现在，有许多资本家发言了，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并且有的还提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办法，有的甚至妄想党会接受他们的办法等等。这些要求和情绪是真实的。这些言论也是反社会主义的。但并没有道受到象对葛佩琦、储安平等人的那样反驳。虽然李康年等人的言论也遭受到一些反驳，而其程度上大大不如葛、储。推其原因：是否是由于：葛、储等人，本身不是资产阶级，但其言论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以他们所处的地位来说这样的话，容易模糊一批人，为害大焉，资本家代表他本阶级利益发言，本来不足为奇，使人很容易看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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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在解放前是“观察”杂志的主编(就是现在“新观察”的前身)，章乃器是著名“爱国的七君子”之一，在解放前都是知名的进步人士，他们是拥护共产党的，但是在解放后，已经有八年多了，国家建设这样快的发展，而他们的思想却进步很慢，甚至变化了，变成了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思想，这不能不令人奇怪。拿傅作义、陈明仁等人来打比，他们在解放前，曾经帮国民党杀了很多人，但投降后，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进步比储、章等人，似乎快些。在我的内心，的确有些为他们惋惜，有些不平的。这个道理，我曾相当长的时期没有想通的。记得苏联的十月革命，有这样一批人，在革命前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但革命后社会主义真的来到了，他们却动摇了，甚至反对社会主义了，这是为什么？虽然当时的苏联在革命成功的初期，有一个时期处于动荡不安，极端困难的时期，再加之过“左”的肃反，使这些人离开了社会主义，甚至反对社会主义。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他们始终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眼光短小，缺乏远见，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因此对于事物的看法和要求就有所不同。储、章等人是否也有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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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报纸上到处是“谴责葛佩琦、储安平的反共言论”“驳斥葛佩琦、储安平的反社会主义谬论”，把葛、储同等看待的，我都不以为然，这二人有其共同点，就是反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但是也有些不同之处。我的看法是：葛的言论十足是反革命言论，歪曲、诬蔑，穷凶恶极，有点象国民党反动派地主的面貌。而储的言论，是反对党的领导，要求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也应该有区别的对待，也许有人要说，既然储安平是反对党的领导，要求资产阶级民主，难道就不是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吗？我认为这样看法也有对的地方，但也不完全对，如果教条主义地、机械地看问题，是不难得出以上结论的。可是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人的思想并不都是按照马列主义公式来养成的，尤其是处在过渡时期的现在，更其复杂，有的人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思想，有的人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有的人既有无产阶级思想，也同时有资产阶级思想，甚至还有点儿地主思想。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是拥护的但对武装革命的办法是不满意的，最好是不杀一个人，不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和和平平的进入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领导是拥护的，但又不满意共产党决定一切，不满意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在社会主义里搞议会政治，对国家建设是满意的，但自己现在的待遇比旧社会反而降低了就不满意。对优先发展电工业的方针是赞成的，但对自己的生活日用品受到限制就不满意，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仇恨的，但对于捕杀反革命分子多少有些不满意等等。从逻辑上讲，这些都讲不通的，但这些人的思想情绪就是这么样。要把这些人改造过来，的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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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章乃器等人的言论，在社会上是能够俘虏一些人的，因此有他的坏影响，对于这些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的言论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捍卫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只有划清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界线，才能进一步更好地开展整风。通过两条路线的斗争能够更好有效地教育广大群众，通过对三大主义的斗争，能够更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巩固党的领导，二条路线和三个主义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但从广义的讲，除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外，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战线上的矛盾。对待他们的方针还是“团结——批评——团结”。有人也许要问，难道对他们也看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吗？那我要反问一句，既然把资产阶级列为人民内部的问题，而资产阶级中有不少人也是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请看6月12日《长江日报》，“江岸区工商界人士座谈”)，是否就可以把他们划列敌人那里去？我看资产阶级是天生要反社会主义的，但经过党的教育，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还不完全放弃他的立场，对这样的人，我的理解还是算作人民内部的问题，那么他们的代表人物，如储安平、章乃器等人，还是可以算作“人民内部”的人，不过他们是人民内部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经过批评、教育也可以转变为左派分子的，如果把右派分子列为反革命敌人，那倒是对敌人有利，对党、对人民是不利的。
來源：《右派言论选集(续编)》（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