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中央文化部通令所有原来禁演的戏曲剧目全都解禁；消息传来，颇引起人们的兴趣。据说，郑州市曲剧团在5月18日就上演了此次解禁的“大劈棺”，观众排队购票，卖座颇佳云云。
我对戏曲是外行，原说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从文化部将禁演剧目全部解禁，联想到观众的争看禁戏，不禁有所感，又想说上几句话。
在大“放”大“鸣”声中，公开反对“放”“鸣”的人是没有的，可是不能说没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在各种各样的顾虑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怕“放”出毒草来，毒害人民。办刊物的分外谨慎，唯恐“放”了毒草，惹出麻烦。做戏曲工作的顾虑更大，因为剧目繁多，又天天和广大群众见面，一旦大“放”起来，毒草难免，影响也大。现在就有这样的议论：“中央这一解禁，地方上就难搞了，大家要求‘放’，‘放’出毒草，岂不乱了！”
我不怀疑这些同志忧国忧民的好心肠，不过他们的顾虑没有必要。而要丢掉顾虑，我看首先就要相信群众。
就以这次解禁的二十几个戏来说吧。文化部当初要禁，自有其道理，这些戏都是有问题的。我曾看过“钟馗嫁妹”这个戏，初看似乎没有看出有哪些地方犯了禁，继而一想，大概因为它是所谓鬼戏吧，而在那个时候演鬼戏是被认为不得了的。又如“九更天”、“奇冤报”这两个戏，我也曾看过一次，前者宣扬封建道德，后者宣扬因果报应，其遭禁大概正在于此。假如事情果真如此，那么今天是可以解禁了。我们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几年时间已经过去，人民的思想有了提高，有一定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可不是那么容易出问题的。但是我们有些同志，他们身为人民的教育者，却不知道时代在前进，人民在前进，总是用固定的眼光来看待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认为人民不会进步，几年前如此，几年后还是如此。文化部将禁演出剧目全部解禁了，他们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启发，还是顾虑重重，忧心忡忡，唯恐出问题。我很想建议他们深入地了解一下观众的心情——看了禁戏的感想，是否中了毒——这是会使这些人民的教育者受到教育的。这里可以谈一件事：据说名演员筱翠花最近演出“海慧寺”（此次解禁的剧目），自动删改了剧本的一些恐怖、色情的表演，筱翠花扮演剧中谋杀丈夫的赵玉，很好地刻划了这个荡妇的泼辣形象。这件事说明了今天人们的觉悟，对某些同志当有其参考价值。
我想，我们应该从文化部将禁演剧目全部解禁这一措施中得到一些启发，并使它对地方上的“百花齐放”起到推动的作用。还是说说戏曲工作吧，几年来，地方上虽未明令禁戏，但是以行政命令方式干涉剧团演出节目的事情是不少的。“刘胡兰”是因为秀英的叛变问题而被停演的；“两兄弟”是因为所谓歪曲劳动人民形象而被停演的；“红楼梦”则也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而被停演。据说，某市文化主管部门审查剧目，挑来挑去，这个不能演，那个不能演，最后只剩下四个能演的剧目，这可算是突出的例子。所以发生这种情形，固然与这些同志思想里的教条主义有关，但也说明他们信任自己远远超过信任群众，以为只有经过自己的审查，才能保证每个戏都是好戏，都没有毒素。为人民演出好戏，这诚然应该，但是鉴别好坏并不简单，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香花与毒草难分。事实证明，我们有些戏是鉴别错了的，像上面提到的那个市，只挑出四个能演的戏，实在很难使人相信他们的挑选是正确的，没有把香花当作毒草一齐挑掉了。为了怕“放”毒草，很有可能伤了香花，例如动辄予以停演。动辄停演的结果，剩下来的就那几出戏，稳则稳矣，可惜人们不想再看了，这还算什么“百花齐放”！要“百花齐放”，就要大胆一些，让大家来“放”，来自由竞赛。只有通过自由竞赛，通过群众的鉴别，通过时间的考验，才能分清哪是香花哪是毒草，才能使香花获得更强健的生命和更旺盛的发展。这样大“放”的结果，既锻炼了群众的鉴别能力，又促进了戏剧艺术的繁荣，我看不出有什么坏处。不仅没有坏处，而且这正是党所以提出“百花齐放”的方针的原因所在。
确实，时代在前进，人民在前进。我们某些同志，应该看到这一点，从此次剧目解禁联想到解除自己思想上的禁令，丢掉顾虑，实行大“放”大“鸣”，同人民一道前进。
我还想到，应注解除思想上的禁令的，并不限于现在还想禁戏的同志，因为在文学、美术、音乐等方面也不乏那些咀说大“放”大“鸣”而心想独“放”独“鸣”的人的。对于他们，解除思想上的禁令，不也是很必要的吗？
（“奔流”1957年6月号）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