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党中央对法制认识不足，竟把连判决都不会写的人放到审判大权的位置上。这太不象话。”“据说县法院院长，只限于十六级以下的干部，再一提升就调走了，使人感到下级法院无人撑腰。”“仅凭政策办事，当然容易出问题，说‘法律是准绳’，而实际上不给干部法律。”“许多法院院长不是县委，是十七级以下的干部或把犯错误的人调去。”
（2）“资产阶级国家与国民党对司法人员要求是很高的。国民党的司法人员要大学毕业经过高考去担任。而我们基层法院却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法律工作是评定一个国家政治是否英明的重要标帜，而我国的审判员文化水平很低，这怎么行呢？”“审判员、检察员应由大学生担任，而我们是本末倒置的。”“上海法律专科学校毕业的当审判员，而大学毕业的当了书记员。”
（3）“中央常提到，‘我们工作没有经验，因而错误是难免的’，但运用在审判工作上，不合适，对审判工作应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否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造成人家家破人亡。由此思想指导，使下级干部产生‘宁左勿右’的情绪。从这次整风揭发的问题来看，很多都涉及到法制不强问题，作事没有准则，无法衡量问题”。
中央对法律理论工作不够重视：
（1）“法律理论工作究竟有无地位，不好回答，按说法律工作的重要性是不难理解的，但中央有哪些具体措施呢？看不出来！”
（2）“法律系培养目标问题，在系、学校心中没底，高教部、司法部也迷迷糊糊。”“毕业了几期，搞司法工作的有多少？有的搞行政工作了，有的积压在学校里，下放的很少。”“培养法律系学生有教条主义，硬搬苏联的经验，如课程的设置有些浪费同学的力量，培养出来的是万金油的干部，而不是专业化。”
（3）“法学研究所迟迟不建立，就缺乏了研究的核心，法律科学倒底放在什么地位是不明确的，所以研究的方向也是不明确的”。
对法制思想教育，他说：“每次人代会都提到，尤其许多老干部不重视，以为这是对老百姓的，但问题在于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教育干部守法？我认为措施不多，收效不大，这与重视不够是分不开的。”
他又说：“对于法律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我有些怀疑，我看有些法律是反映个别领袖的意志，领袖说一句话就可以修改。”
（1）“中央重视法制工作，但只停在口头上，没有在立法和理论工作上反映出来。”“刑事立法工作死气沉沉。”“有些应当而且能够颁布的法律到今不未颁布。”他说：“整风运动从政治上看是大民主，从法律上来看，是个法制的问题，很多东西没有规格，就乱来了。”又说董老曾说：“在和平时期，法制工作不占第一位，也占第二位，但董老的话没完全成为现实。我们要向中央大声疾呼法律工作到底占什么地位。”
（2）彭真说，事实是依据，法律是准绳，“而我们就要大声疾呼！我们就没有法律，到底以什么为准绳？”
（3）“中央认为，没有法律也可依政策办事，法律早一天、迟一天颁布，无关。”他说：“中央认为靠政策吃饭就可以了，造成很多干部法制观念不强”。他又诬蔑我们司法机关是：“一个小偷还未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就被判几年徒刑的大有人在，干部违法乱纪、打击报复，逼死人命的却检讨了事。”
（4）“党中央提出，过早颁布法律会过分束缚手脚的提法带来很大付作用，我认为束缚手脚是束缚干部，使干部不敢违法乱纪，对群众不会束缚手脚。”“领导上总是怕法律束缚手脚、怕本身就是破坏法制，这是中央的大问题，连董老也有这种思想。”
（5）董老说“唐律是经过三个皇帝，三十多年才颁布的，法国刑法典也是如此。我认为不能以此为理由，唐律颁布前，引用了隋律。”从而他说“法律理论工作落后，法律落后与中央有关系”。很多中央负责同志对“法律无所谓”。董老的批评，是“雷声大，雨点小”。
（6）“行政法规起草工作不能统一，许多部门自己颁布单一条例，缺乏统一的审核和编纂，以致互相矛盾，使下面无所适从。”
（7）“党中央有些工作代替了立法工作，如：中共中央十人小组提出的划分反革命和刑事犯罪的标准，许多地方以此为指导，我认为这些应交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使群众有所遵循。”
（8）“有些法律过时应该修改而没修改，如婚姻法第19条。”“在和平时期这样作没有必要，似乎赋予军人一种特权，妇联也因此提出意见，这是不合理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助教黄守礼的材料）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