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敏的父母都是叛党份子。一九四九年她在杭州女中入团，后来由於侮辱领袖，喊反动口号，在镇反时成为斗争对象，并且被开除团籍勒令退学。肃反运动中，她的父母因叛党事件先后被斗争，这使马明敏非常不满。进入复旦大学后，她又一次入团，并企图入党，但未得逞。
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来，她在大会发言和平时言谈中大量散布反动理论，她大声疾呼：“我沉默了五年，现在不能再沉默了!”
下面就是她的反动理论的主要部分：]
马明敏一向非常自豪，认为她自己是很有“远见”，看问题“深入”；认为党员都是上面说什么，下面做什么的“木头人”。但是她是什么样的“远见”和“深入”呢?政治课先生讲到“民主与集中”问题时，她回到房间里就气愤地说：“我虽然接触面不广，但就我所见的复旦党委和党支部来说，那里有什么民主?统一分配、生产实习，甚至招待外宾那一件不是由党包办的?”因此，她自认为真正体会到“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就没有文化上的自由”这句话的意义。在“再论”学习的辩论会上，又继续为她的反动理论作了论证。她叫嚣说：选举制度是不民主的，否则为什么不改为直接选举呢?人民群众讨厌这种“划圈圈”式的选举；这种选举使得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大大提高，而是削弱了，这就是铁证。因此她狂妄地说，等额选举制度肯定是过时了，应该马上改为自下而上的直接选举。
虽然我们从马明敏身上闻不到一丝一毫劳动人民的气息，但是奇怪的是：她却出来为农民“打抱不平”。她说：中国有五亿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为什么要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现在农民生活这样苦，都是党人为地造成的；五亿人的生活是一个重大问题，党都未注意到，还谈什么领导?因此她公开申言：农民应该起来暴动，要是我，我就首先起来革命。她认为对“官僚主义”就应该猛追猛打，只有压力才会起“促进”作用。
在肃反问题上马明敏又发挥了她的“远见”，物四的几次辩论会上，她激动地大叫：“我认为肃反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至少也是各一半。据说王恒守、李梧龄、孙大雨都是被斗错了，这就是例子。”又说：她父亲在肃反时仅仅为了追究二、三十年前的小事情就被狠狠地斗了，(她父亲是党的叛徒，肃反中交代出来，曾出卖了二十四个同志)。她污蔑肃反运动是对人权粗暴的侵犯，使无辜的人民成为“左”的牺牲品；是置人於死地。她说：“现在到处流行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我们学校里也是这样说，我不相信，我要问问杨校长，到底复旦肃反成绩是不是主要的？错了的话，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党不向群众承认错误?……个别道歉就是党不肯承认错误的表现。”她肯定地说：既然偏差在物理系有，复旦大学有，别的地方也同样有，错误是普遍地存在，这就说明党的政策成问题。於是她就荒谬地得出结论：错误是由制度产生的。后来她又对人说：从肃反的错误引起对党政策的大胆怀疑是应该的。所以，她就作了两点怀疑：肃反过“左”是受了“矫枉必须过正”错误理论指导的结果。是受了苏联肃反扩大化以及“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规律”的影响，因此采取了大胆怀疑的政策，斗错了许多人，抱着宁可错斗九十九个，也不放过一个的决心，当然可以达到肃清反革命的目的。
马明敏是有非常敏感的“政治嗅觉”，当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她就说：反右派斗争又一次证明了共产党不承认错误。现在要把矛头转向民主党派了！整风整到民主人士头上来，大概是因为用不着他们了吧!党要搞典型就会主观地决定谁是右派分子。
她说：看来我又要沉默了。果然她从此又开始沉默了。(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