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攻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抬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把知识分子的缺点“动摇性”、“爱面子”等都说成是好事。文章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打击知识分子中的进步分子，骂他们为“寡廉鲜恥”、“卖国求荣”，将来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而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则颂扬倍至，誉为古今中外的“忠臣义士”，要我们党下诏罪己，以国士之礼对待他们，然后才能获得他们的“民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的这种打算是错了，如还要继续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卽他们所谓的“气节”，则永远也不会得到人民宽恕的。]
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我所谈的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我想谈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相互关系。
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由于人数众多，充塞在社会的上、中两层；今年暑假以后，数目庞大的中学生（虽则他们不全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要下到乡村中去，那么，知识分子贯彻了上、中、下三个阶层。事实上，他们和工、农、兵在一起，是国家事务的负担者；在向科学进军中，他们是作战的三军，是中坚分子。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人阶级是牡丹花，知识分子就是绿叶：“牡丹花虽好，尚须绿叶扶助”，何况工人阶级中也有知识分子。以上说明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目前大家纷纷讨论党与群众中间有一垜“墙”，首先是党与知识分子中间有一垜“墙”。这垜“墙”是怎样建筑起来的？依我不成熟的看法，这是由于数目相当大的共产党干部（包括上、中、下三级）不了解、或不愿意了解知识分子，尤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这些干部只看到知识分子、尤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消极方面，就是说只看到他们的缺点，而且戴上了有色眼镜去看，就是说怀了成见去看；这些干部不去看、不去发掘，甚至不愿意去看、不愿意去发掘知识分子的积极方面，就是他们的优点。这些干部对于知识分子所施的思想教育，是打击，不是诱导；是加深消极的因素，不是发挥积极的因素；是教条地肯定一方面，机械地否定另一方面；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对矛盾来处理。我们细读毛主席的著作，始终没有发现关于这种粗暴行为的任何指示，连影子都没有！这种粗暴行为的结果，党与知识分子间的“墙”高高耸立起来了！我们敢于断言：从大陆解放到今天，知识分子并没有尽量发挥他们应该发挥的力量；他们在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才透了“半”口气！诸位听清了，我说：“透半口气”，不是：“透口气”，更不是：“长长透口气”，因为即使在今天，知识分子连透气还有顾虑！我们必须申明：（1）知识分子不是筑墙者；（2）知识分子并不希望“墙”的存在。正因为如此，我才来谈谈知识分子问题。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和整个小资产阶级那样，有他们的两面性，也就是动摇性。所谓：“两面性”，就是：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有进步的方面，也有落后的方面。所谓：“动摇性”就是：在两个相反的极端中间摇来摇去。大家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两面性，“表面上”看来是正确的。仔细研究一下，并不如此，凡是事物，必有“矛盾”；有“矛盾”就有“对立”，“对立”就是“两面”：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过是无数“矛盾”“对立”中的一个类型而已，用不着大惊小怪！有“矛盾”就有“斗争”；在“斗争”中，“量变”可以成为“质变”，“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的脑袋里，有进步思想，也有落后思想：如果由于主观努力，加上客观帮助，在思想斗争中，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可以从消极“动摇”到积极，从落后“动摇”，到进步，从反革命“动摇”到革命；反过来讲，主观上不肯努力，客观上又有障碍，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要走上相反的道路。这些例子也可以应用在共产党党员身上：年老的党员是从旧社会来的；年轻的党员固然在新社会里长大，但是在新社会里还留有旧社会不良影响的残余：存在决定意识，我们不相信“所有”的共产党党员的思想“完全”是积极的、进步的、革命的。因此，在共产党党员的思想中，也有“矛盾”也有“两面性”；有“矛盾”就有“斗争”，有“斗争”就有“变化”，有“变化”就有“动摇性”。共产党党员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两面性”和“动摇性”问题上，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即使在差别上，也不能机械地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中的消极成份“一定”多于积极成份，他的转变“一定”是退步的；相反，共产党党员思想中的积极成份“一定”多于消极成份，他的转变“一定”是进步的。不可以这样说！这样说了，就没法解释高岗、饶漱石、潘汉年等的事件了！国家是重视知识分子的，国家的政策也争取知识分子；而所谓“知识分子”，自然包括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内。团结——批评——团结，首先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固执成见，盲目地否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两面性”、“动摇性”上出发，一棍打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违反政策的行为！共产党党员应该利用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动摇性”，以治病救人的态度，以和风细雨的手法，去启发，去诱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从消极转到积极，从落后转到进步，从反革命转到革命！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就是加强、巩固共产党！
大家除了批判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动摇性”外，还批判了他们的“爱面子”和“讲气节”。仿佛“爱面子”、“讲气节”是两件不好的事，是两件落后的事。“表面上”看来，又是对的！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不肯作自我检讨，人家马上就批评他：“爱面子！”至于“气节”，一提到它，别人立刻就问：“你这个‘气节’是为谁服务的？”问得对，批评得也对；——问题在于没有把具体事实和历史环境结合起来，看问题不全面，没有发展观点！在旧社会里，“爱面子”的人不肯胡作非为，“知恥近乎勇”，虽无革命之“勇”，却也不愿去贼害人民：我们肯定这一点是好的。“爱面子”就是“知恥”，而“知恥”是建立在“是非心”和“正义感”的交叉点上的。在新社会里，“辨别是非”、“主持正义”还是很好的事情：我们能够说：在旧社会里，“知恥”是好事情；在新社会里，好事情却是“知恥”的相反、“无恥”么？只须“爱面子”不等于“爱虚荣”，“爱面子”也就没有什么害处！“气节”固然可以和“为谁服务”相结合；但是，倘使深入问题核心，“气节”就是“坚持立场”的具体表现：古今中外，凡属忠臣义士，都是讲“气节”的人！岳飞、文天祥等的慷慨就义，我们能够因为他们的“忠君”，就否定他们的“报国”？“满江红”、“正气歌”，今日读来，振顽立懦，“爱国热情，如火如荼”，和邹容的“革命军”、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有什么分别呢？不讲“气节”的人就是寡廉鲜恥的人，卖国求荣等等勾当都做得出来的人！自从大陆全部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成了强大的执政党：于是大家靠拢共产党，像吸铁石吸铁一样；于是弄得鱼龙莫辨，真假难分！有不少数的“红萝卜”，钻在最前列；看看很积极，也很热闹，无奈这批家伙经不起考验：一刀切下去，外红内白，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由于保守性强，由于顾虑多，往往停留在观望阶段，不肯马上靠拢党，或者仅仅乎半推半就式的靠拢。千万不要用“红萝卜”去打击这些观望分子！如果用了“红萝卜”们，就上“红萝卜”们的当：他们本来就削尖了头在找向上爬的机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望，乃是在慎重考虑；只要他们肯观望，肯考虑，就有争取过来的可能！由于保守，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接受新事物；可是，“不容易接受”不等于“不接受”，只是慢些而已，正由于保守，新事物一旦进了他的脑袋，马上生根，决不像“红萝卜”那样，红只红在外表！有证据么？有！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人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这是谁讲的话啊？难道“红萝卜”们讲得出这类的话么？而且，知识分子自有他的一套手法：若说糊口吃饭，单单是这个问题的话，他就不必呆在某个地方。他的肯留在大陆上，单单这一点，已经是靠拢共产党的明白表示，至少也有此倾向！在他留下来的初期，共产党某些干部不去接受这种表示，不去引伸这种倾向，却派了许多虾兵蟹将，派了许多滚来滚去的“红萝卜”，不问青黄皂白，劈劈卜卜乱打他一阵！为什么？因为旧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来的，在旧社会里停留得太长久了，就难免身上有“带坑臭”：打击他，就是替他拍掉些臭气！然而，据我们所知道，这些干部自己不是从太上老君八挂炉里炼出来的，确确实实也是从旧社会里来的，因此他们自己的身上恐怕也是不会触鼻喷香，所以需要屡次的“整风”来替他们拍掉些异味！这种情形造成了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政策的疑惧，对于领导干部的害怕；这个疑惧，这个害怕，经过了历次运动，尤其是思想改造运动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而加深了。思想，是要改造的；反革命，是要肃清的。但是，在这两个运动里，执行国家政策的时候，犯了偏差甚至错误的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一级，需要公开检讨，或把检讨结果公布：这是获民心、抬高共产党的威信的最好方法！“靠拢”必须和“争取”相结合：单有一方面的“靠拢”，而无另一方面的“争取”，那是不行的；而且，人家看不到对方的“争取”，人家根本就不会“靠拢”你！未经组织的知识分子是一盘散沙，而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乃是水门汀：我们希望什么呢？
近年来，在学习小组里，在各种会议上，只须所谈的问题直接或间接接触到马列主义，讲话者必定加上一顶帽子：“本人限于政治水准……”，或：“本人对于马列主义掌握得不好……。”客套么？不像！为什么人人说，次次说呢？马列主义难学么？这些知识分子是脑力工作者，对于独立思考是训练有素的，为什么研究别的学问时，没有像学习马列主义那样紧张呢？而且，假使有一个共产党党员在座的话，必定再加上一句：“如果讲错了，要请某某同志指教”，或者说：“如果讲错了，要请各位指教；尤其希望某某同志多提宝贵的意见！”这样一来，就叫人有一个错觉：在中国，马列主义是由共产党独家经售的！因而做出结论：每个党员都是马列主义专家。事实上是否这样呢？恐怕不见得！如果党员都是能说能行的马列主义专家，那么，还有什么“风”好“整”呢？斯大林这么伟大的大师，尚且在暮年犯了严重的错误！足见不是这样！那么，研究是什么道理？归根结蒂，为了害怕：怕讲错了话，人家给你记录下来，到下次运动中，再和你算账！事实究属如何？是一件事；恐惧的存在，是另一件事。怀了这种心肠，怎样会真诚的靠拢、真诚的团结、真诚的合作呢？在这个问题上，党的领导干部应该不应该研究一番恐惧之所以产生，——不要一味怪人家，——从而定出挽救的办法呢？
所谓：“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骨子里就是“解决人民内部思想问题”：因为一切行动都是有思想作为主导的。思想工作原来是很细腻、很复杂、很艰巨的工作。这种困难更因为对象的文化程度提高而增加了！我们所指的当然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要克服这种困难，党和政府必须施行“三心政策”：乃是细心、耐心、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