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学生党团支部、班三角：你们是广大同学的真实领导吗？你们在以前的各种运动中都是大吹大擂的，这次为什么掩旗息鼓、裹足不前呢？你们难道只能唯‘官’儿的鼻息是承吗？三害的毒气不亚于封建礼教，我们现在的学校不会比巴金先生描绘的‘家’要好。难道你们愿意扮演高觉新的角色吗？是解剖你们的时候以了，你们是‘官儿’的爪牙，还是同学的好领导，这个运动会给公正的宣制，我们热忱都（希）望你们不要唯‘官’话是听。我们热忱地希望你们大胆的领导广大同学‘放’起来‘鸣’起来，撤底铲除万亚‘三害’。”
“我想这次整风运动，是比较特殊一些，与三反、五反、土地改革都不同，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党发动来整自己，所以我就感觉是不是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表现得缩手缩脚一点，害怕一点，怕痛，不够积极。
“据我当时的感觉，是不是下属党组织和某些党员本身并没有认识到整风运动的重大意义；提出要整风、提出要开座谈会，恐怕还是组织性的保证，服从上级的决议。我在当时是这样讲：我说这个运动是比较特殊一些，群众如果不主动起来的话，那么这个整个运动就不会弄得澈底。因为这个运动不像过去那样，全党上下一致动手，同心合力，这里面有的先进，有的落后，有的决心大，有的决心小，所以我认为在有的地方， 党的决定表示得不够的地方，就应该主动些。而在群众起来以后，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就是不能按照党的原来意圆刘一个小圈圈，在这个圈圈里面要你讲什么就讲什么。不要你讲什么，你就不讲。所以我认为整风运动既然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利益问题，那就不能依照某些党组织的狭隘观点、保守观点，或怕痛，而群众就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你要我批评公文旅行，我就讲一讲这个现象，你要我批评留助教留党员，我就谈些鸡毛蒜皮的现象。我当时有了这样的错觉，要群众起来，打开一下局面。这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是逐渐发展的，到了五月中旬和下旬，我就听说中南民族学院语文专修科，成立了自己的行动委员会，同学们有自己组织了，对院内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时还打算到北京向国务院讲愿。我当时在思想上是同意这样一个组织的，我认为他们只要不造反，只起来提些意见，那有什么不可以呢？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贫穷和苦难中呻吟了几千年，我们的祖先，一代又一代的为自己的子孙祝福；这祝福，不是教堂里牧师的晚课，不是伪善者的假仁假义，更不是绝望的人对虚幻的呼救，这祝福是生存权利的呼声，是个性解放的呼声，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幸福，创造未来、创造光明伟大的生活的呼声，这声音低微而亲切，诚挚而感人，它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流传了救千年，这声音愈来愈清晰，愈来愈响亮，它像激怒的海涛，黑夜的风暴，它席掷了封建王朝、买办官庭，可是直到今天，它才冲破了愚昧，胆怯、呆板、沉默的外壳，飞向大地，飞向光明，飞向生活，飞向幸福的明天，像一样自由的小鸟。”
在过去一段鸣放中，已经揭露了不少的问题，有些甚至于是相当严重的违法乱纪的问题。我们希望校部领导同志重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与广泛性，并采取主动的诚恳的态度，把其中必须解决而且可能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拖延与敷衍，只有增加群众的反感，增加迅速改善关系的困难。
“对党可以算旧帐，对朋友则不应算。”
“这次整风运动是党吸取匈牙利的教训，来一个先下手为强，怕搞出匈牙利事件来，整风运动是匈牙利事件的变相，是自上而下的大民 主。现在党支部徽求意见为时过早。大搞一下再说，他们想为取主动，我偏不让他们主动。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还不是搞党员而是搞全校性的大问题。”
“运动性质是争人权、争民主，黄XX（班长）统治了我们，我们要向他争民主，”
“现在很累，但为了‘真理’，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对三害分子整风，和风细雨是不解决问题的”。
“什么大民主小民主，我根本不同意这种提法，我要搞大民主”。
“搞大民主有什么了不起，干反革命我都敢干”。
“现在（鸣放时）非要这样的压力才行，不然的话，他们（党员）彼此都是一样，这批评什么呢？”
“现在，党中央整风是‘和风细雨’的方针，我要把它改成‘狂风暴雨’，我是喜欢狂风暴雨的。”
“发动起来鸣放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放出一个匈牙利，就是一个匈牙利。”
“工农和市民对大学生不了解，长江日报如果不登武大鸣放新闻的话，我要上街头，往农村工厂去做宣传，‘示威游行我带头’。”
“一时爆发起来的愤怒的火焰席卷一切！凡有良心的人均纷纷拔剑而起，而那些官僚党员先生们，学法律（注：即将政治当饭吃，没得马列主义就要饿死的君子）的法官们以及借此时机向官僚立功的狮子狗们，并居然欲鸣而鸣不下去，欲争而结果恼羞成怒，哈哈 ！”
“自从同学大鸣大放后，运动虽然起了大的变化，增加了新的血液，同学们很英勇，今后运动不能忽视这个力量，有人看见过漫书中讽刺，觉得似乎有问题，我认为目前运动进展的很健康，与压次运动比，这次运动很正常，群众有理智，也很有节制，虽然有个地方看来有点脓疮，但是主动是正确的，同学们丝毫没有错，不要气馁。”
“我不赞成随便使用大民主至大街去进行，但是在学校范围内搞一搞可以。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过程，我们应该看党委领导的具体情况，不要随便施加压力，压力是我们手中一张王牌，不是万不得已不应该随便摊牌。
“同学们所出的大字报差不多我都看了。运动进展得很正常健康，符合发展的规律，这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人们看到了八年来所产生的流弊。XX说：‘我们要求和风细雨，但出现了狂风暴雨。’大字报的名字似乎有点狂风暴雨，但出现了狂风暴雨的形势，很吓人，但它们把人民群众所爱的冤屈尖锐地揭露出来了。武大的党业关系是铜墙铁壁，光靠教工是不能推到铜墙铁壁的，必须要有同学们的力量参加进来，才能攻破，才能把武大的垃圾、肮髓的东西扫清。这个‘狂风暴雨’是完全必要的”。
“整风运动是否深透，第一，要看党员是否能起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往往有种情况，党内原是有争论的，到运动来时，就团结一致对外，反而为官僚主义者辩护，上海有些学校教员在一起谈话时，听说党委书记来了就说红灯关了，不吭声，这就是宗派主义的结果。第二，要看低级人员是否敢起来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在武大教员中，有一种是大喊大叫的，有一种是以沉默代替抗议的，另一种是问多少说多少。这一次，应当都发动起来，学校有个总务长，是党员，他的爱人的薪水提高得不合理，有人反对，在肃反时，就说他反对总务长的爱人，就是反对党，对许多事，比较低级人员敢怒而不敢言”。
“最近珞珈山上气压很低，每个人都很沉重，如果向恶化的方向转，那就是座谈会（我们）都不来了。同学为什么要到外面去发泄（意指搞大民主）？因有些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应谴责的都不谴责，如安先银问题，萧伟伍等问题。人民日报社论出来后，更沉重了，不敢说，怕报复。”
“现在群众有要兑现的情绪，若再不兑现，就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消极下去；（二）开大民主，有一个团员会提出过这样的意见。”
“这两天感到空气很沉闷，不是没有话说，而是不想说，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大会小会都没有人来了，大学报也不出了。刘真报告中（指6月5日报告）号召党团员表明政策态度，这就使得许多党团员体会成风转了。
“我对现在（6月5日后）的运动，提出几条意见：（1）对某些错误的做法应批判，如党员出的大字报。（2）我校也有人接到恐吓信，应批判，大家要提高警惕，如果是党员干的，更应批判，因为破坏了运动。3、运动能否发展看几个报告：A全校性的动员报告，B、桂老刘云山问题的报告，特别重要的是韩德培的报告”。
“党委对党员专业的思想发动是不够的，在运动中大多数党员未与群众在一起揭发“三害”，有的不但不揭露，而且还拖后腿，党委什么时候发动了党员呢？就在六月五日的报告前作的一个报告中提出叫大家争鸣，所以六月五日报告时号召党员同志表示政治态度参加争鸣，结果许多党员来围剿批判，有一个党员出三个报刊来批判，引起信刊是件痛心的事情”。
“宋庆龄、郭沫苦、李济 沈钧儒等中央的党外人士，为什么不鸣放呢？真是很难解释，我怀疑是党中央对发动整风的诚意不足相信，或者是受到限制。刘真6月5日的报告是对鸣放的一种压制，但是，也不能怪刘真同志，党中央到省委都是这样，这是‘内部指示’。”
“过去一贯起带头作用的人，现在为什么落后了。我主张系学生小组只要个把党员就行了。阻止鸣放就是领导路线、干部不能代表同学们的意见，反而压制同学。”
“刘真同志召集的是党员及团支书会议当然他们不愿意‘鸣放’我们坚决要搞起来”。
“我那个报办不下去了，什么都是我一个人搞，我班有两个党员专门办了报来打击我办的报，所以我决定停刊。我主张搞大民主、游行，宪法规定那有什么不可以。明天（六月八日）停刊戴黑纱，绕珞珈山一週，你要保密。”
来源：1957年9月1日《武汉大学右派言论录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