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讯
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教授徐璋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他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拿来作为中国和人类的指导思想呢？徐璋本对这问题作了学术性的探讨，他认为这要从整个人类历史和宗教信仰来看。
他说，第一：马克思着重提出在经济上没有人剥削人的、没有阶级的共产社会，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确的，但完全以唯物经济基础来阐明这个理想社会便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离开人性的“危险性”，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主义同他所提出来的高度理想口号不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徐先生认为马克思根据“唯物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的”、“社会阶级斗争的”立场宣布说这种哲学、社会制度和斗争方法，便可以达到大同共产社会的理想，人类地上的天堂，显然是包含着严重矛盾性的一种学说。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作为“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要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这至多只能用之于被压迫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过程，比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因之，徐璋本教授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马克思学说为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而由于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这又是马克思的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的积极心，鼓励消极自私心理，而事后补救办法又是根据中国传统的美德，勇于认错改错，将“人”与“人”的关系加以考虑，也就是不自觉地承认了马克思唯物和经济生产决定人生的错误！徐教授说，难道救国救世必须迷信式地奉行马克思忽略人类特征的知识宝库和两种矛盾的片断哲理，然后再以中国的传统美德来补救吗？这并不是真正辩证法的矛盾统一必经过程，而是由于迷信马克思教条公式的“人为矛盾”！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须要有更大勇气来认清“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并不等于马克思学说和主义。如果拿马克思学说和主义来作人类的指导思想，至多只能在政教统一的专政下，使人民不思想，决不可能启发创造性的思想活跃，更谈不上什么百家争鸣。
第三，徐教授以为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认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这种宗教色彩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应用在他的忘却人类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在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民族，在长期受各种各样的侵略，在心疲抑郁之余，将这个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学灌输到人民心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愤怒的心情来作不畏牺牲不怕困难的解放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士掌握了这个“行动政治哲学”，并巧妙地付诸实行，使中国在短时间内站起来。这不得不感激马克思所开的这服特效药。不过马克思并不是万能无所不包的圣医，这付猛烈的特效药在环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经成功之后，用以煽动人类仇恨心理是万万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认为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会，和毫无宗教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大同人道主义精神”、“人生一体观”大彻大悟，这个人生自然哲学思想是包括有关经济生产的唯物论的部分的。“不生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是真正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的“人天一体观”。而“而无我无他”、“同生同灭”才是对人生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彻底解脱，才是实现大同共产社会理想所必具备的条件，而不须要煽动仇恨心理来推动人们的行动和积极心，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所谓“阶级矛盾现象”的“来源”并不是“自然物质能”和伴随着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而是基于人类与生俱来的两种生物矛盾本能——自私利己与互助利他。
根据上面的理论徐璋本认为能真正作中国人民和人类的“指导哲学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国的大同人道精神和“爱和怒”的平易人伦哲学思想，以及基督教义中以爱和怒为基础的宗教信仰。而其最高造诣是释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脱：“无我无他”“同生同灭”“同不生同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完美的辩证的“人天一体观”。
最后，徐璋本向记者表示，党中央这次“鸣”、“放”的政策是极其英明的，也是把人民的智慧打开的决心，他的这些看法是几十年来进行学术性探讨的结果，不可能全是对的，他希望大家展开讨论。
来源：1957年6月1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