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言论——“储安平指‘党天下’现象是正确的”

南开大学、黄友忠

[黄友忠:南开大学物理系学生]

(一)对共产党的攻击和诬蔑

如何理解党天下呢?我国党内外有隔阂,党对民主党派信任不够,只要是党员就够成为××长,不管他是否称职。派留学生也只考虑政治条件。党在各机关中都有××长,或者有一个比正职权力还大的副职,这是现象,储指这些现象是完全可以的、正确的。

葛佩琦说人民杀共产党有前提,共产党搞的不好就杀他,忽略了前提是不对的,党应该承认只要自己搞糟了人民就要反对。周总理在杭州的谈话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是总理说就没关系,而另外是小小讲师葛佩琦就说他是反党,这种判断是不正确的。

人民不会杀共产党人,普天下太阳照耀。按白金禄(党员)的话,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回忆这些成就是有好处的。有什么好处呢?这和我们现在谈的不符合。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人民不会卖国。共产党不会卖国,但有个别人还是会卖国的,如纳吉。共产党如果搞的不好,人民是会杀共产党的。

我们相信党不会搞坏,可是搞坏了,人民会不杀共产党吗?不杀才是教条主义。

现在是一手拿着马列主义圣经,一手拿着宝剑;一手是创造性地运用、发展马列主义,一手用剑劈一切不合马列主义的东西。

现存的一些理论(指右派理论),是否敌人呢?拿谭天荣来说,他谈的是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否则马列主义不要发展了,一提出和现行理论不同的话就专政,就说成是反革命。思想应和行为区别开来。不能因此来强迫人家,应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为了党的威信,就用“威”来维“信”。社会上只要你一动就会有压力来压你,互相克制,互相约束。有的就是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应用,有的就是修正主义。在人的思想意识上都要独立思考,有自己的意见。看问题清楚全面,进一步研究马列主义就不会被假马列主义迷惑。有的人不懂,但也不好好学,为了政治目的,不是从实际中得到证明,而是硬拉例证。为什么解放后没有好作品?科学上没有发展?好多政权上的东西,有利于三害,助长了三害。

为什么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不反教条主义?证明当时是高峰,中国处在转变时期,并不例外。三害产生的根源是无穷无尽的,原因非常之多,非常复杂,直到地球不存在之后,三害才能消灭。有人害怕说三害与制度有关系,大不必,社会根源必然产生教条主义。现在社会上很多制度不合理,考验一个人在于他是否赞成公有制,其它制度全是附属的,经常用政治压力去压。有人说教条主义光辉在照耀,太阳在落下去。现在处在争鸣的时候,可是争鸣得到什么结果,历史会给予正确的结论。

呜呼!我无话可说。

党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来,特别是最近整风运动发起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然而却引起了许多道貌岸然出人的恶感,他们对于群众的积极思考问题,不容易盲目服从,不满于现状(这只不过是萌芽阶段)感到不安、不赞成。但他们又没有力量来反对,来抵挡这一正义的,必然的浪潮,所以他们采取了据他们所云的,“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宪法允许,我个人不赞成”,“不反对也不积极发动大家”等等荒谬绝顶的态度。他们忘记了朝夕背诵的“任何事情只有两条道路”,这一规则。他们害怕从此以后不容易控制别人了。从统计上来看所有干部党员都曾反对大字报,有很多至今仍然反对(个别的有些赞成,又不同意的态度,这是几天来不得不作修改的结果),而从前作过一些“官儿”或者将来有希望的都似乎不赞成,程度上不同而已。

号以“关心政治”自称的人,今天忽然在伟大的运动面前沉默了或者抱幽默的态度。这说明他们的火候是经过千锺百炼的,达到了纯青的境地。要是炼丹成仙的传说能够成为现实,那么现在他们是太上皇了。只可惜保守性太大些,容易在新事物面前栽跟斗,将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官僚主义是以“始终忠心于党的事业”,而被人称为官僚主义以后引为自豪的。殊不知给党带来严重损失的正是他们,危害党利益和群众利益的正是他们!说实在话,顺潮流而下总是容易成功,容易获得高官原爵的,逆流而上是会被碰得头破血流,抱恨千古,终无所就。同时,这几乎已经成为定律,社会上的一切现象都必须服从于此定律,否则,必须灭亡。于是,人们脑袋中人云亦云寻找轻易的因素增加而斗争性、顽强性已逐渐削弱,可怕的正是如此,由此可见许多事故已经深入人心了。

我班有无官僚主义,其气势是否焰火,可以讨论,不过为什么到今天我班鸣放的空气极其稀薄,而且正在趋向真空呢?请回答。特别欢迎说我班无官僚主义或还很轻微的人们回答。

我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人们并不乐意跟别人说他所不习惯的话,所以,我只好不说。但发几句牢骚总是不可避免,要是有人因此不高兴请便。借用鲁迅先生的话:“呜呼!我无话可说”(事实上,他们正在对旧事物发牢骚)来表达内心深情,不过我仍将为了改变人们的习惯而斗争。

借问民主何处有?书僮遥指南开园。

试书一联赠于官家

(二)在毛主席报告上的批语

对毛主席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作了批语。

毛主席说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同时也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他批道:这是给官僚主义开方便之门。毛主席说匈牙利事件是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他批道:何以是特殊的暂时的?任何事物都按一定规律发展的,为什么偏偏用特殊?

关于肃反问题一节,他批道:有错误轻描淡写、一言了之,视人命如草管,(编者:应为菅)毛主席提到要检查一次肃反工作;他批道:坚决拥护!乌拉!好!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

在阶级社会中,民主、自由、人权完全是胡说八道。

自由、民主、人权只要和现存的抵触,就是不合理的,根本你说无话可说,一说什么就是反社会主义、反党。

人民越无知,民主、自由越少时,官僚主义越多,为什么工厂比学校多?三害产生的原因只说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只能起解释的,消极作用。社会风气是官僚主义最严重的根源。杀一千人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成绩也是主要的。轻视法律是有原因的。过去蒋介石就是这样。社会上的人知道很多,了解得很清楚。匈牙利的事,只说是反革命,在我们这里不公布,只能说好的,好像蒙在鼓里,怕公布出将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造成了群众的无知,木偶。

自由是没有定义的,越广泛的东西是没有定义的。给原子下定义容易,杯子是难定义的。我们班干部和党团员不反对大字报是想把大字报压下去,就是妨碍别人的自由。

用空洞的党性、阶级性来代替有血有肉的人性,红楼梦中没有马列主义可是大大偏偏爱看。苏联以前不许学逻辑与哲学,学了这些东西头脑灵活,领导者不好领导。

匈牙利大学生是脑袋发热而已,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是不可想象的。真正的“自由”除吃饭外是没有的。

我们学自然科学的,特别要充分发展个性。青年人产生了不少学者,有不少发现,为什么老年人不会有很多发现呢?因为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为什么现在大学生水平低?因为很多清规戒律在影响,但他们并不认识到这些戒律的存在。

黄心平的轮流执政提得新鲜、尖锐。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下台后就去当律师,而我们这里,即使不学无术,也是一辈子下去。

(四)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

如果心平气和地看他的文章(指谭天荣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就会发现文章中有许多哲学原理。现在是产生巨人的时代,大家要好好学习知识,谭天荣的理论是正确的。谭天荣的品质比我们宿舍里任何人都高十万倍!!

现在要对加“右派”的帽子小心扣一些。有些人是喜欢资产阶级的民主和二十年定息,他们要求改造,而不是反社会主义。把思想和行为区分开来,章伯钧、章乃器等是看法问题,不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批判他们的思想,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批判也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

今天有些人在反右派斗争中又犯教条主义了,现在很多人把人家提出的缺点,就认为是丑化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当中,人们只要可以说话,就会引起很多的反动言论和阶级斗争,照此逻辑推下去的话,阶级斗争永远存在。写反动标语和反革命行为是今天弄出来的,因此有些人就不敢说话了。

我的中心思想是不应将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起来,造成不良后果。批判的对没有问题,但批判的不对这是扩大化,没有好处。例如要桑健站出来,提出些空洞的标语口号,是不解决问题的。现在有一种风气,就是不加分析就否定一切。现在有人无原则的推理,把什么东西都往坏里推。我承认桑健是不正确的,但是对谭天荣、桑健等大肆侮骂,用阿Q外传来丑化人家,对他批判可以仔细分析,不应该骂“否”就是典型的,他反对人家漫骂,但自己也在漫骂。广西事件为何这样久才公布?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最近报纸上看到外国人对储安平的赞扬,使我非常痛心,这使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一些降低。我感觉说人也会耍手段,唯恐中国不乱,到处搞右派,乱糟糟的。因此我说,真正的右派该反,但不应该把任何意见都挖出来说成右派。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摔跤了,就一定要查出他的前一次摔跤的由来。也许明天就会死去。看鲁迅全集里说的鲁迅因苦恼而钻在诗词里,现在我要学习古人。晚风起碧波,夕阳照莲峰,树上蝉乱叫,水底藏蛟龙(注:讽刺反右斗争)

张祖成揭发索恩正是没有人格,是不道德。我对政治已经绝望了,我没有搞政治的本领。暑假里我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消磨时间,钻到古典文学里寻找安慰。假期没有参加反右派斗争,是因为我自己身上的血还没有揩干!张祖成那样去揭发索恩正那样是卑鄙的。

我太年轻幼稚,要经过磨才可以圆滑、老炼,我声明我是神经病其次说话是偶然的,但一贯的又是必然的。所以我感到非常危险。要少说话,太尖锐不好,做个人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有沉默的时期,以求得更大的能量。

我非常欢迎党放手让“百放齐放、百家争鸣”,不致让一家独鸣,顽固阻挠他家之鸣。矛盾说是存在的,放出来总是好些。所以,我心中无限的愤慨忧愁,也略得伸舒,不致闷死在223这6米宽,7米长,5米高的小盒子里。我还要放,让那些大人君子们笑我好了。

我班放的空气太不浓厚了,只允许官样文章、官腔存在,其余只好嚓的一声,然后来一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如果发生匈牙利事件,我也要上大街。

来源:《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天津: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