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抗说：
“既然打算广开言路，听取意见和批评，为什么稍有逆耳之言，便立即发动社会舆论制裁？至此，我院的‘鸣放’也就断了气，冰凉了。”
“我怀疑整风的效果，党吸收批评意见的时候，没有‘百分之五的正确性也要接受’的态度。……提意见还得要个尺码，这样以后不会提出什么意见来了吧!至于反革命的活动，我想群众能够打击，不必小题大作(所谓扔炸弹)，……掀起强大的社会压力，不但整风效果成问题，九十九家以后也不敢鸣了。党领导整风应该是理论的、宣传与启发的，不是压力和斗争。”
“我们的宪法应该在公民权利下加注解，括弧，这才符合事实。说宪法规定言论自由，右派也是言论，正确保留，不正确算了，言论发表后，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是不符合宪法的。”
郭抗在学习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时说：“党中央既然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允许资产阶级存在，那就应该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应给予他们政治压力(指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那样整，是不应该的。”并认为反右斗争是阴谋，他说：“不是党整风，而是整资产阶级，反右派斗争是党准备好了的，是党放长线钓大鱼，这有什么可以回避的呢？”还说：“不应简单的对待那些形形色色的青年(指右派分子)。对他们不能进行单一的教育(指斗争)。”并说：“我考虑一个运动是要得到成绩和团结的，没有团结，单纯的斗争，必然会削弱我们的力量达不到团结的目的。目前我们学院的斗争会，没有团结的愿望，而是一棍子打死人，如对白永贵(系右派分子)。”又说：“我院的这些右派分子，是不是右派分子我们还不大清楚。我还要向党委提出意见，我们要团结这些人，争取在一起学习。”说：“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团结’，用压制的方针，值得考虑研究。现在的情况是造成了周传儒这些人不愿工作。这不是一个周传儒问题，而是全国高级知识分子问题，按一般形式斗争，这帮力量是我们的损失，没有达到毛主席提的团结的目的。”
王尼亚说：
“毛主席看到党内存在严重的错误，如果发展下去，对党的统治是不利的。为了更好的统治，就要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清除出去。整风和匈牙利事件有关系。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提醒了党中央的领导人物，不来一次整风搞一搞右派，反革命分子就要发生一次比匈牙利更厉害的一次大暴动，就要推翻党的政权。所以整风就是借名肃反。所以在鸣放不久，就把整风转向反右派，有意的让右派上套，结果把右派分子都上了黑名单(这和国民党黑名单一样)。在革命紧张时，这些人都得枪毙，在革命不紧张时，他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受警察监视，失去人身自由”。
“整风是借名肃反。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党就估计到中国的情况，就考虑如何来压一压。如果再搞一个肃反吧，叫人看到党搞工作总是托托拉拉的，也搞不出什么，所以就以整风的名义反三大主义，实际就是让右派分子上套。就象用米引诱麻雀一样。整风就是反右派，给党提意见是次要的。我认为反右派就象狼似的在咬人。这是由于群众自发力量，有时候就无法控制了，有时就弄得左的厉害。党对反革命分子一贯是松的，反革命分子在法官面前仍然有人权，在群众面前就没有人权了。群众可以对他任意辱骂。”
“要反革命就反到底。……我院右派除少数的无赖外，都是民族战士。……右派分子徐顺章，在会上为立功赎罪，就给张、黄扣大帽子，是他们集团的叛徒。”
“我所以交待，因为我的政治见解不成熟，现在只是一些看法，主张什么也不参加。等到成熟后，再倾向那方面。现在看共产党也挺好，所以我交待了。我的投降态度也和赵文英一样，是假的。”
“我感到自己天生右倾，一看到工人失业就扣上经济危机，看到鲁迅反抗旧社会，我就把现实社会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