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放”初期，山大党委，很怕提到宗派主义，而宗派主义却严重的存在着，怕提宗派主义恐怕也是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吧！山大的宗派主义表现在党与群众之间，也似乎表现在党的内部，例如华大与旧山大之间，华大来後，旧山大党的主要负责人纷纷离去而当时山大的教职员们也暗暗的提到华大排斥山大，蛛丝马迹，总似乎存在问题，党外人知之不详，最好党内能够认真进行检查，至于党群之间，党的宗派主义表现得很是突出，从最近揭发出来的一部分材料中，大至运动中的偏差错误，小至加薪升级，吸收党员几乎都存在宗派主义，揭发出宗派主义，必须分析宗派主义的根源，才好断源挖根，防患未来，兹就管见所及，作一简单的叙述，不正确之处，请大家指出。
山大党的主要幹部多属解放前在农村中搞革命工作或打游击战的，本身不是知识分子，又很少与知识分子相处，现在要做学校工作，要面对知识分子，就必须改变思想作风，办学校与土改，打游击不同，知识分子与农民不同，对新对象办新事，就不能用旧思想旧作风，但改变思想作风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何况又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作祟，因此就把农村工作经验硬搬到学校里，把对农民的办法用来对付知识分子，尤其在运动中表现得特别显著，这样既不能团结知识分子更不能办好学校。于是知识分子与党之间形成隔阂且逐步加深，知识分子对党有意见，党不信任知识分子，党的宗派主义也就形成了。
党不信任知识分子，对于党中央的对知识分子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体会不深，一味强调了斗争，忘却了团结，眼睛里只看到知识分子的缺点和落後的一面，看不到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进步的一面，因此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争取改造知识分子。不能团结知识分子就无法办好大学，在这时党的办学治校只好依赖一些党员、团员和外围的积极分子，于是党也只关心党员、团员和外围的积极分子，其余的一概不信任遭到冷眼，宗派主义就更严重了。
学校是党委负责制，而党委对科学是外行，不熟悉教学与科学研究，以外行来领导内行，本身就是很困难，加之又与懂内行的知识分子又有隔阂，主观上不愿虚心求教。那么只有教条的贯彻上级的指示，生硬的执行政府命令，执行之中又怕知识分子反对，只有加强宗派形成一股力量，这样至少在表面上，工作似乎是顺利进展，领导意图似乎也能贯彻。
不信任知识分子还在于一部分党员有意无意的欣赏自己的革命功劳，不自觉的骄傲起来，大有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之感，因此更感到知识分子的无聊和落後，尤其是有一些历史问题的老知识分子便列入反动之类，知识分子喜欢发发牢骚评是论非，这样也都犯了大忌，到运动期间，便大整一番，想借此打下威风。殊不知这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其後果造成了双方的隔阂更深。
骄傲使人落後，虚心使人进步，骄傲的人总是喜欢别人奉承，而讨厌别人批评，奉承、奉承，便把一些献好、献媚的人组成宗派的外围，这些论才论德都未见有高明之处，群众对他们有很大的意见，但领导却高高在上，偏听偏信，因此是非不分，造成混乱，而忠言直谏的人，说的话既然不好听，也就遭到排斥了，到了加薪评级、入党之时，就不能真从才、德出发，而仅从印象出发，群众看出了宗派主义的表现平时不敢说遇到了“鸣”“放”机会于是意见纷纷。
只喜奉承，不听批评，久而久之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眼里只有少数人而没有群众，加之权力在手，就可任意恣行，尤其在运动中，就显威风凛凛，把一些心中不乐意的人不顾死活地大打一通，说什么打击党员就是打击党，批评领导就是攻击政府，凡事既不信任群众也不与群众商量，把一些问题神秘化，利用群众对党的忠诚，来扩大打击面，对待群众实际乃是一种：“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对一些趋炎附势者则大加赏识，遇机会就提拔，造成一种特殊的威力，党员更与人不同，自成一派，新入党者，一入龙门身价十倍，自觉与众不同，党员幹部更是权力至上，包揽一切，说了就算，这样就脱离了与人民办事的共产党的尤良作风，而形成一个集团一个王国了。
宗派主义的形成除上述的各种原因以外还在于民主空气不浓厚，对于宗派主义的现象，党内党外没有受到及时的批评，等到宗派既已形成，就成为一种力量，压抑着民主，群众偶一提意见，就受到宗派主义者严重的打击，因此群众只能默默于无言，宗派主义受不到批评和压力就更好的发展起来。
宗派主义当然不是从六亿人出发，不是从办好社会主义事业出发，眼里没有群众，当然也得不到群众的拥护，眼光短小的宗派主义甚至只看到少数的人，只想到少数人的利益，而忽略了多数人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造成别人的损害，来满足宗派的利益，这样的宗派主义是党的最大敌人，是人民的最大敌人，有它学校就办不好，社会主义事业就完不成，为了祖国，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应该澈底的清算它，清除它，应该揭发它的危害，寻找它的根源，从思想深处把它挖光。
(原载“民主报”第一期)
来源：《山东大学右派言论汇编》第一集（山大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编，一九五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