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社的消息应该象语言一样为社会普遍服务。通讯社不能象报纸一样是“服务于社会的统治阶级或社会集团进行反对它的敌人的斗争的武器。”(见吴冷西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讲课的讲授提纲)因为通讯社是消息总汇。消息是客观发生的与人类有关系、为社会所注意的新事情。正象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一样，消息也是人类交换情况的工具。只有这样，成为一个世界性通讯社才有可能，因为通讯社的消息，必须通过报纸和电台来传播。报纸、电台是代表各个阶级、各个国家的，通讯社的消息只有象语言一样才能为各种报纸和电台所采用。假如通讯社的消息象报纸一样是“服务于社会的统治阶级或社会集团进行反对它的敌人的斗争武器”，那么通讯社的路子就很窄，有许多消息就不能发，因为许多消息是不能成为武器的，而且把消息写得象武器，那么持不同观点的报纸和电台是不会采用的，因为他们不愿拿你的武器来打他们自己。
客观事物有些有阶级性，有些没有。但是作为消息报道就没有阶级性。纽约时报访问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谈话是有阶级性的，但纽约时报发表这消息，就不能把这消息改变为适应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了。不论你喜欢不喜欢，匈牙利的事件是发生了，记者就要报道。在这事件的面前，记者的主观意识虽然决定了他为客观事物的那一方面的属性所吸引，但总不能违背客观事实。记者的主观作用不能象文学艺术的创作一样，可以自由发挥。记者的主观作用可以使消息是全面些还是片面些，是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还是为事物的现象所迷惑，而不能改变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客观事物本身有阶级性的就有阶级性，没有的就没有。记者的主观作用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所以消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法新社对于法国共产党1956年的代表大会的报道是客观的，报道了法国共产党当时所解决的问题。法新社在作这些报道时，决不可能作为无产阶级反对它的敌人的斗争武器，也没有反过来将报道法共的消息作为资产阶级反对法共的武器。在苏伊士运河的报道上，法新社、路透社所发的消息、是客观的，不是单为英、法说话的。苏联政府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声明，因为关系重大，他们也全文播发了。这些消息播发后，报纸在选择采用这些消息和加标题时，却是阶级性很强的。香港一些立场完全相反的报纸采用了同样消息，标题却各有不同。最近西方通讯社关于中国整风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道，虽然有些片面，但一般地说还是有事实根据的。西方通讯社就报道美国官员的看法，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巩固的表现。
有人说：消息本身虽没有阶级性，但是客观事物很多，记者编辑决定发那些不发那些，那就有阶级性了。我们的原则是对人民有利的才发，无利的就不发，新闻和文学艺术不同，不能乱“放”，因为它的作用过大。历史上就有一条消息引起普法战争的例子。其实，对客观发生的新事物发不发消息，不是记者编辑的主观愿望可以决定的，而是以事物本身的意义是不是为社会所关心、和人民有无重大关系为标准的。通讯社记者编辑的选择只能以此为原则，不然那就是新闻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我们中国新闻界和社会主义国家新闻界这几年来，由于主观主义的结果，使我们的消息单调，没有生气，没有全面反映客观情况，使我们脱离群众，在世界的新闻园地上，没有争得我们应有的地位。
至于有利和无利，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认出来的，有利和无利又是相对的，客观事物也不会每件事都对我们有利。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前，经济上、政治上的问题那么多，假如匈牙利、苏联和我们的新闻记者实事求是地报道了这些情况，揭露了真相，引起注意来加以解决，总比整天报道建设成就要好些；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的经济情况、政治情况究竟怎么样，来个具体的报道，总比整天说人家闹经济危机的教条主义的瞎猜要好些；多报道些外国的科学成就，总比不报道而让我国的科学家走冤枉路去研究人家发明了好多年的东西要好些。有时用公正客观的态度来报道某一消息，也许表面上看来对人民是有所不利的；但从长远从整个来看，中国有一个有威信的世界性通讯社，那对人民将是最大的利益。使人民耳目开阔，那就是对人民的最好的指导作用。那种认为每条消息都必须是有阶级性的，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的见解，是一种对阶级学说教条主义的理解；那种板着脸孔说教，每条消息都充满了为什么、每条消息都要教人怎么样或者是奉命辟谣等等作法，是和消息本身的含义和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相违背的。
认识了消息象语言一样为社会普遍服务，是人类交换新情况的工具，那么世界性通讯社才有可能，才能够在世界各地有消息来源，所发的消息才能够为世界各种报纸所采用。通讯社的性质、作用和报纸应有所不同，它应该是社会所公有的，是人民性的。从通讯社的发展历史来看，通讯社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灵通的消息，首先是有关经济的消息。供给经济的消息，这是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供给一般的政治、军事和国际的消息，却为广大人民所需要，不只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了。所以通讯社的消息，从其开始发生之日起，就其有了广泛的人民性。而不是资产阶级反对它的敌人(封建主义)的斗争武器。
从历史的发展前景来看，通讯社也一样是人民性的社会事业。将来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国家机关、法庭等也许都没有了，但作为人类交换情况工具的通讯社必然还继续存在的。所以，通讯社不应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的国际地位日见重要，我们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人民和国家有矛盾。那么通讯社的性质机构是应该改变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有人民日报代表党中央，有中央广播电台代表国家和政府也就行了。政府声明、文件，象“八大”、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作为世界性通讯社就不一定全文发了，让人民日报发出来就够了。
作为世界性通讯社，所发的消息就应更客观些，更多样些，更能在世界各地有自己的消息来源，更要百家争鸣式地发象语言一样为社会普遍服务的消息。不能老发些“进行反对敌人的斗争的武器”的消息。应多一点“求同存异”的精神，不然在一些和我们不同制度的国家里，我们的记者是活动不开的。在发我们国内消息时，更应该“放”，而不怕乱，多发点消息，有些消息国内报纸从他的读者对象来考虑可以不登，但是通讯社应该发。那种反正新华社发的都可以登，报纸编辑不用脑子也可编报的情况应该改变。
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清规戒律，才能解除以前是国家通讯社时的各种顾虑，发什么消息，就要考虑这是代表国家说话，只能说对，不能说错。其实，消息是迅速报道客观发生的新事物，客观的新事物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认识清楚的，假如记者写出来的东西，登出来就代表通讯社，通讯社又代表国家，那就只能有一种看法，而不能有不同的意见。但实际上，在百家中应有记者这一家，记者所发的消息，假如是经过调查研究而有自己的看法的，虽然和政府领导的意见有所不同，也应该发。这样才有新闻空气，新闻才能反映人民意见，才能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桥梁。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才能有记者这一家。(《新闻业务》195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