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谈谈刚才有同志要我谈董渭川先生揭发的肃反中的秘密，这是比较次要的，事情是这样：董渭川说：“肃反中对朱先生有战略战术，就是要做到臭、垮、服”。结果把我搞的是相当臭，几乎垮，但没完全服。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我开课较多（教一、二、三、四年级的教育学），因课业较重，我要求减去三年级的教育学，但学生一致要求仍要我开，说明当时我还不臭。以后想尽办法要我臭、垮、服，但是我没有服。虽然我知道不服要吃亏，我想，人活着是应有原则的，这样服了不成，应当为真理而活着。在纽约时美帝在法庭上要我服，我说“我们在你们这里有三千人，你们在我们那里也有三千人”，他们说我威胁法庭，我则说我说的是真理。他们把我驱逐出境了。因此在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之下我不能服，斗了我五次，又一再说这是人民内部的事，我曾问“宪法到哪里去了？”他们说：“你想死？”我说：“我只有一个头，拿去好了”。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决不能服。
下面我要谈整风运动的意义与现在的困难：
三害是封建性的，在走向社会主义中必须除三害。从历史发展上说，这是补课；从群众说，这是群众争取当家作主。群众中有客人、仆人和奴隶，我大约是客人，但我要当主人，能当家的就是主人，受人驱使的不是主人，我们不要照顾，恩赐，我们要作主人。争取当主人，就是这次运动的主要意义。如果某些党员走裙带关系。这就是天下为私，把小天下当成自己的家，把师大愿意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这是把师大变作他们自己的家，社会主义要往前走，我们绝不能以天下为私。教育系便是以天下为私。
整风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有一种情况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就是领导运动的人，正是运动中要被整的对象，过去党团员积极斗争别人，明知错了可是也要斗，现在斗自己了，明知对了也不斗，打自已是困难的；如“家”之中，高老头子要老五打自己，在老头面前不得已是打了，但出去后却打他的老婆来，因为是她告了他。我们的运动虽不完全与这事情相同，但在某些属性上是一致的。
我单一个例子，“师大教学”是党委会宣传部张刚领导的，许多教授的批评不能不登，但尖锐的意见登出来后就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了，有些甚至为辩护，如关于我的入党问题，我很不愿意谈但既已提出来只好谈一谈，我的声明要经过领导批准才能登，而且是登在很不显著的版位，此外还登了一篇替张刚辩护的文章，强调张刚来找我时是4月17日，当时运动尚未开始，因而不是拉拢。下面接着又说，张刚的目的是在拆墙，那么试问运动既没开始，为什么要来拆墙呢？说明了这种辩护是很不聪明的，低能的。而且该文被放在显著地位，胡明的声明却放在“来函照登”的小角落，这不是宗派是什么？我认为报刊应当反映群众的呼声！而不应只是摘要。我提议加强刊物领导，如果人少多给些人，如果刊物领导人不老实则改组，因为摘私人所“要”就不能反映客观现实和群众呼声。
何副校长的问题，在党内交代过了。但作为师大校长，教育领导者，他应该向大家交待。穆木天揭发此事是好的，如果因此而受报复是极不对的。张斧的报告前面是空话，后面也无必要，主要的意思是替何辩护，只是辩护倒也罢了，不应该进一步咬人，穆先生的问题是与整风无关的事，为什么要拿到大会上说呢？这不是报复是什么？
整风虽然有困难，但有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群众的积极与智慧，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如张斧谈话后群众大为不满，立刻看出了他搞什么鬼，党中央和市委命令他们检讨，便是证明。
罗隆基提议组织检查委员会，检查在历次运动中的受害者，有的学校已经成立了，我们也可以成立，由民主党派或无党派组织都可以。胡适提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学术上是适用的、起码的态度。过去我们连这点也批判了，其实不对，然而批判归批判，在对人上，却真是“大胆怀疑”，把人家斗的半死，如钱俊瑞布置三反工作时说，要把这些人放在开水锅中洗澡煮到半死不死时为止。这样老一代的垮了，新一代的背教条，大的大教条，小的小教条，结果把学术给糟蹋了。斗争会上将自己人当成敌人来斗，应该由党负责，而群众负责很小，因为群众都以为党掌握材料。真如文学家XXX说的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如果说群众有责任的话，就是对党太信任了，信任到迷信程度。党号召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可是在三害之下，如何能行呢？我曾动员几个留美教授回国，他们为人很好，回答说：“现在国家尚在军事时朝，学术设备尚差，等几年再说”。假如他们回来了，那怎样呢？只根据崇美和赞成爱因斯坦的二大罪状就足可搞垮了。57年颁布的第一批科学奖金，那些作品全是在外国写成的，如果这样搞下去，以后把奖发给谁呢？
肃反后在先生中造成的后果是谁都不敢说话，只说好话，不说坏话，不敢来往，冷酷得很，阿房宫中曾有“使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的话，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不敢言，不敢怒”了。这样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几个运动害处很大，使大家失去独立思考辩别是非的能力，这几年来都是以“靠拢组织”这一句光荣的话来掩盖可耻的拍马行为，从教育意义上看损失是极严重的。我同意我校设检查组，检查几个运动中受害者。我比起别人来，受害较少，但也有一些，何副校长及其它领导斗争者曾向我道歉，但别人不知道，还一直以为我有问题，如“老子天下第六”一句话，就被作为斗争我的根据，我再狂妄也不至于这样，原来在我刚回国时，听别人说“现在都不讲天下第一，而讲天下第六了”。我觉得很好玩，转告给另一个人，肃反时就说成是我说的了。以后丁浩川知道了向我道歉，但直至张刚和我谈话时还以为我是“第六”呢。过去校长在南校广播，朱启贤自称“老子天下第六”，天天广播，以后钱俊瑞在高校教师大会上也说“师大有一教师自称老子天下第六”，从此谁都知道了。这是小事情，但是却叫人臭到家，垮到底了。
最后我提出两点建议。
（1）立即成立“检查组”清查在历次运动中的受害者，为他们恢复名誉。
（2）加强或改组“师大教学”。
(未经先生过目，失真之处，由整理者负责；“底层之声”、“苦药”、“群众论坛”、“火炬”联合供稿。原载“师大教学”126期)
来源：《“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