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北京，深深吔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在南方，譬如在广西，不仅“乍暖还寒”，有同志还形容：“春风吹不过昆仑关”(南宁附近的一座山)呢，虽然近来已稍有进展。
从5月14日至24日，中共广西省委举行了宣传工作会议，会前会后和会内会外的情况，可以测知当前省内“气候”。
省委第一书记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致开幕词，以淡远的语调谈“放”、“鸣”、却又没有提出反对三个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并且还替“广西日报”辩护，说它篇幅有限，无法“放”、“鸣”。群众听了这番话，有冷了半截的“春寒”之感。后来在大会发言中，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长又提出了些很“奥妙”的理论，他说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却把三个主义搁在一边了。他又说，掌握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是不容易的，现在有许多批评是“一棍子打死(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人身攻击”。他认为大会的缺点是“鸣”得多，“争”得少。(此处几字辨认不出)这两年来，知识分子碰不得多听两次报告都意见很多，云云。群众提了一些意见，严格说，还不算什么“鸣”，更不能说“鸣”得多。却已经先打出“鸣”得多，“争”得少的旗号，甚至以“一棍子打死”和“人身攻击”来当封条了。更且面对着参加宣传工作会议的许多知识分子说他们碰不得。阿弥陀佛，这真是有点象对着“观音菩萨”喊“放”“鸣”了。有几位高级知识分子说，这位同志选择大会发言的最后一天下午才发表这一番“高论”，真是聪明。否则，他们就要求上台争鸣了。中央政策是想方设法鼓励大家“放”、“鸣”，在地方上则有人主张欲鸣先收，有鸣必争。
当然，这只是一股气流，却并不是全体。由予党中央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同时在这几年来的锻炼和考验中，群众的政治觉悟都有了不断的提高，他们还是逐步地敢於放和鸣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支持，勇气和魄力就出来了。文艺、教育、科技、卫生各界及从事实际宣传工作的各级干部，都对领导上提出了好些意见和建议，如省委对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不够重视，对省内文艺、教育、科技事业的重视不够，缺乏具体领导，和“组织部有权，农村工作部有势，宣传部有气”、宣传部干事调任组织部干事说是提升等等的不重视宣传工作现象；同时会议上还揭发了秦似同志严重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的错误，以及姚天纵同志的违反中央政策、骂人、抗拒批评等等。
秦似同志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拉拢一些奉承他的人，打击了不少和他意见不同而又是比较有文艺修养的人，如老艺人、名演员、桂剧、京剧、话剧的一些导演等，弄到不止一人曾屡次想自杀。这大大地伤害了广西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有人写了文章批评桂剧的停滞，秦似同志就把桂剧艺术团的两位党员干部叫去，授意他们写反驳文章，一位姓周的写了，一位姓李的不写，他就骂姓李的“党性”不强。他对干部也很粗暴，甚至骂干部说：“我可以不给你饭吃!”
秦似同志只叫桂剧艺术团上演他自己“编写”的剧本而把别人所写的十三个剧本都压了下去，严重地影响了桂剧的演出剧目。
有一次，为了欢送越南文化代表团归国，南宁市黄副市长亲身到省文化局拜访秦似同志，他却傲慢得连一个副市长也不看在眼里，不打招呼，不请坐，连黄副市长伸出去的手也不屑去握一握。
以这些简要事例，就足以说明秦似同志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发展到了怎样程度！
至於所揭发出来的姚天纵同志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在他的领导之下，近年来“广西日报”的教条主义批评和粗暴态度，给文艺界带来相当深刻的不良影响。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它始终采取冷漠的态度。在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之前，该报副刊编辑曾组织了几十篇桂剧改进的讨论文章，他不许登。省文联举行过两次“放”“鸣”座谈会，民进也开过一次，揭发出许多矛盾问题，它连消息都不登一条。宣传会议开始后一周。除登了开幕式的简单消息外，全不报导，群众反覆地催促了，才登了一些。结合他过去和曾议期间的表现，群众就揭露了他的许多不正确的言论和行为。
首先，群众在文艺界小组会上反映：姚天纵同志说毛主席批评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他到现在还想不通。并且在副刊上还登过两篇与此同调的文章。陈其通同志等四同志的文章，不是有利予“放”“鸣”，这已有不少同志深入地分析过了，姚天纵的“思想不通”、与其说是思想水平“低”、毋宁说是思想水平太“高”了吧？他又主张勿向党外人士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所作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主张也是有他的“指导思想”的。这两个会议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邀请了许多党外人士参加，才作这两个报告。毛主席又强调请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姚天纵为什么要反对这样做呢？难道这才叫做“党性”吗？姚天纵还说“文汇报”这样来揭露人民内部矛盾，是惟恐天下不乱。到底是揭露了矛盾，加以解决和改进，於祖国建设有利呢，还是掩盖了矛盾，让它发展下去，酿成更尖锐的矛盾，甚至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於祖国建设有利呢？到底是姚天纵惟恐天下不乱呢？还是“文汇报”惟恐天下不乱呢？到底是象姚天纵那样，扼杀报纸，不登载揭露矛盾的报导，符合党中央的政策呢？还是象“文汇报”那样，大胆“放”“鸣”，符合党中央的政策呢？
然而问题还不止此。在“广西日报”的几位记者参加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各个小组会，听到各方面对“广西日报”所提的意见，回到报馆，向姚天纵同志汇报以后，他竟一点也容不得逆耳之言，大发脾气，骂提意见者为“乌龟王八蛋，简直是想拆省委的台！”他骂了人，怕记者泄露，第二天就不许记者出来开会，“家丑不可外揭”，要在他们报馆里自己开小组会。但有一位记者毕竟冲出“藩篱”，在文艺界小组上揭露了这件事了。这象点起了一把火，引起了文艺界的愤怒。当场决定找“广西日报”记者和该报小组记录对证，查明属实，就联名写报告给党中央和省委，签名的四十一人中，包括党员、团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另外在大会发言中对他进行揭露和批评。该报记者出来揭发后，姚天纵就威胁他，企图抵赖，又引起报馆内群众的大不满，要求文艺界小组开会，另有两位记者出来讲话，不仅证实了姚天纵的骂人，还揭发了其他方面的他的错误。所以在大会总结中，省委书记当众宣布“对姚天纵同志骂人问题，待情节弄清以后进行适当处理”(见5月26日“广西日报”)。
省委既对姚天纵同志进行了批评，他本来应该自己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改进工作，但事实不然，他想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竟然到南宁市人民法院去告了一状，说文艺界“捏造事实”，“污蔑”和“诽谤”他，要求当“刑事案件”来处理。这不仅是想压服文艺界，更且想借此以压服报馆内部的群众，使大家不敢开腔，以保持他的“独裁天下”，这能办得到吗？办不到的。“广西日报”记者在他们社内小组揭露时，有纪录可查，业经大会秘书处对证属实，白纸黑字，难到这是假的吗？“广西日报”记者们要求文艺界小组开会，他们有三位记者在会上揭露了姚天纵的这些错误言行，在场听到的有四五十人，难道这都可以抵赖吗？这真是在全国贯彻“放”“鸣”，开展整风运动中的“新闻”了。象姚天纵这样的报馆“领导”，一则放出一些不符合中央政策精神的言论，再则听到了批评意见就大骂乌龟王八蛋，指为拆党的台，三则到法院去告人，姚天纵明知在大会总结中对他的问题省委已作了交代，他还是向法院告状。难道这不是拆省委的台吗？难道这才叫做“党性”吗？党中央和省委都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姚天纵则恰好相反，闻者不戒，言者有罪，到法院去告状。难道这又是符合中央政策吗？难道这又是符合中央整风指示吗？难道这又是符合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精神吗？象姚天纵这样的“东霸天”、“西霸天”，假如他的权再大一些，岂不是广西文艺界同志的头颅都已落地了？
6月2日於北京和平宾馆原文载文艺报1957年第11期
来源：《广西师院右派言论汇编第一辑》(中共广西师院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