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3日，徐铸成在编委会议上发言说：
“整个国家在整风后将有巨大的改变，党的领导要加强，我们报纸也要考虑站在一个什么位子上（我这样提并不涉及立场、观点问题），如何起作用。
今后我报要更丰富多彩，要按历史去发挥它的作用。编辑方针要重新明确一下。
社论等言论不能象过去那样送往迎来，而要在大问题上独立思考，不能按人民日报的社论的说法或搬两句算了。如果这样，还不如不写。
新闻也要保持‘文汇报’一贯使知识分子感到亲切的文风，副刊也要考虑怎样安排。对党报，我们也要象邓季惺所说的，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作用。就是国际问题也不要全国报纸一个面孔。
毛主席说中国要是有一张唱反调的报纸也未始不可。‘文汇报’当然不是要唱反调，基调应该是一样的，但做法应该不一样。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估计也很可能要效法解放前的大公报的做法，表面很凶，实质不凶。……我们都是老报人，要怎样把我们的报纸变成知识分子自己的报纸，如何使我们报起它的特殊作用？提出来大家谈。
其次，钦本立、唐海是党员又是付总编辑，如何明确分工，也得谈谈。”（按：徐铸成要削弱党员的职权，钦本立是付总编辑兼编辑主任，徐让他只管二版和“社会大学”专栏）
“问题是批评不能教条。”（按：有人说“知识分子……有左中右之分，我们单一地唱反调，也将脱离他们。所以我们要刊登尖锐的意见，也可以有尖锐的批评”，徐接着说这句话。）
“报纸对象是80％的知识分子，10％精通马列主义者的文章要少用，反对马列主义的5％的人所写的文章也不要。”
“整风后，报纸将起经常洗睑的作用。”
“我同意要放，而且要在今后使之经常化，可以有批评，批评时不能不是片面的。如果在批评时也要两点论，就不能不影响鸣放。党现在是高价收购大家意见的时候。什么时候批评，这不是全面不全面的问题，而是策略问题。对人民大学那一位（按：指葛佩琦）我们可以批评，但是批评不能两点论。
关于鸣放问题，编辑部要独立思考，特别是编委。例如上海市委说要有步骤，基层不放，我就不通。要整教育局的风，你要不发动中小学教师，那怎么行。再说是全国性的报纸，姑且不论上海是否放够了，从全国来看，我们还得大放，不是收。”
“是啊！一批评知识分子就很敏感。”（按：有人提出“解放日报”批评张孟闻的事，徐接着说这句话。）
“里平说上海鸣放够了，我不同意。事实上有人有顾虑，还有好多没有放出来呢！”
“最近读者直接给我来信，说我报对广西日报的批评也是吞吞吐吐的，表示很失望。”
“在平等的基础上可以批评。”（按：有人说“象‘解放日报’的做法我们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有些束手束脚的，……我看我们可以软攻”，徐接着说这句话。）
“我们是进步报纸的传统，不能唱反调，在国统区时我报跑在最前面，85％接受我们的意见，爱文汇报，但是我们不能机械地诠进步是唱高调，唱高调要脱离80％知识分子，我们不能右到资本主义民主，也不能将调子拉得太高。
要不要登全面性的文章，一般地说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反而会使大家有顾虑。统战部的座谈会要大胆发言，说是对党的爱护，鸣放还要鼓励，不能教条主义，登了就是不要鸣放，在鸣放时不要力求全面。
有人说上海没有收，但中央和上海有不同，例如作协就是怕，这是客观存在。
今天是党与知识分子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如何来领会市委的意图。”
“‘文汇报’会和‘光明日报’去比谁更右的。”
“编辑部要清醒，今天右的不等于就是右了，现在表现得左的也不等于左。”
（摘自“文汇报”会议纪录）
来源：《右派分子徐铸成的言论作品选》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人民大学新闻系1957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