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日(一九五七年)小组鸣放，說“三反时，我在民生医院，运动开始，先整一个会计，以后他就上吊自杀了，为什麼？死得不清楚，临死前他还同我說，他沒什麼问题，但第二天就上吊死了，是否有冤屈？我表示难过。当时无人为他說话，而說他是畏罪自杀。以后就轮到我头上了，把我打成大老虎，除沒強奸妇女之罪，什麼罪状都有了。对我採取了各种刑罰，不当人待，先是採用车轮战术，以后又将我囚进牢內一个多月。一直不准我和家里通信，四个人监督，不准动，不准說话，一天只给两个窝窝头吃，只准大便一次，小便两次，放风也不准。我的腿都肿了，也不准洗澡，四，五个人用一盆水洗脸，真是有苦难說。还逼著我十二歲的女儿给我写信，叫我交代，不承认是永不放的。她能懂什麼？多残酷！不是人的滋味。不过，我幸运地还活著，而上海、重庆等地方都有我们的同胞死了。”(此时痛哭流涕)
“我感到共產党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人民太残酷，对高级知识分子虐待。中国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几千几万，死的死了，残废的残废了，有的人得了神经病，我看病中就常遇到此种现象。上海、重庆的朋友谈他们那里三反、肃反，也有这种情況。这可见不仅是我们这里一个地方这樣。”
“《宪法》已颁布，而肃反何尝不死人呢？我希望以后世世代代不要发生这樣残酷的事了。有人說国民党残酷，而共產党又怎麼樣呢？士可杀不可辱。都是中国同胞，为什麼要这樣对待？希望运动本著良心，和风细雨讲道理。有的同志被整之后，在适合的场合下面给摘帽子，我的贪汙帽子，至今还沒摘掉。用口袋来对待知识分子，即使死了的人，也应该给他们摘帽子，不然子孙都要背上一个包袱。希望领导上注意团结，过去损害了许多同志的尊严，这主要是几个运动把一些干部弄得头晕了。”
“共產党說话不算话，民航局邀请我来是当院长，有小汽车，较好的房子，每月三千斤小米(三百元人民币)。三反后，我成了普通医生，连主任也不是了，薪金一降再降。现在我不是共產党员，当院长是不可能了，就连进修也去不了，因为我既非党员又非军人。肃反也是，弄得一塌糊涂，侮辱人。我很同意‘三反、肃反一团糟’的說法。我这些话一直不敢說，今天号召大鸣大放，我仅讲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险的，不知道要受到什麼遭遇。”
六月五日在小组鸣放时說，“我们单位的政治空气不浓，除了政治运动外，其他时间无协理员也可以。共產党一搞运动，別人就得跟著走，否则就是有问题。运动一来，令人有老虎临门之感……在运动中，有的人自杀了，有的被整得半疯半癫，身体也搞垮了。在门诊部的病人中就有公开說是‘三反、肃反所受的刺激’。我希望以后不要用恐怖的手段来处理人民內部矛盾。过去，我有顾虑，但今天仍有人要求成立委员会，如果有报复，可以向该组织控诉。”
读葛佩琦反动言论后說，“共產党善变，去年中央指示照顾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配有弹簧床，转椅，派公务员送水送饭，今天精简节約，又取消了公务员，连老教授的开水都沒有人打了”，並說，“人家还享受了几天，我们就更冤枉。”
读章伯钧，罗罗隆基言论后說，“章罗言论可能有正确的地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說法，认为“十二个副总理中民主人士有一两位可以胜任，不无理由。”
读反擊右派分子的文章后說，“人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是好的，言者无罪嘛，而现在反擊是否恰当？”
对运动中把人关起来，抄家，他表示不满，认为“违反《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