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了一年另五个月不让他们见面，这是什么理由呢？我在旧社会里坐过牢，老婆孩子也可以公开接见。在今天社会里处理××的问题，我们不让接见，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官僚主义，把历史问题弄清楚也主要是从这个出发，有人说××什么都完了。到最后恢复工作时他和××谈家庭问题时还要叫他们在办公室里谈。对于××和×××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考虑，这官僚主义是严重的。会议上有些领导同志不来，这又叫什么整风呢？没有听××的控诉，而实际上××的检讨中也是有控诉的。
我认为要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勇气还是主要的，但也要有环境、勇气、规划、安排和条件，毛主席说党内90％的人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抵触，可见这问题还是严重的。
“江淮文学”上发表了陈登科的“爱”后，宣传部长、组织部长，都找陈登科谈话，陈登科做三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又不让陈去北京参加会议，而“江淮文学”编辑部却因为发了这篇稿件领导上追查每个编辑的历史。四川“红岩”围攻“草木篇”，武汉也并不是“晴朗的天”。
我内方外圆，与编辑部的同志思想尚可见面，与黑丁尽量避免接触思想尤其文艺思想的不统一。特别到北京去开会思想不统一，但他还要尽量说服我甚至一直到下两点。有时我甚至想全盘托出，赤裸裸地谈出来，那怕谈翻了做到思想见面后，通过思想批判做到真正的一致。但左右顾虑还是压抑下去了，结果到年终检查时，就撞车啦。
在领导工作上我是不被重视的，淑耘公开说，只要黑丁、俞林同意，李蕤通不通都无关紧要。因此我对工作不大抓。
来源：《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