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稿及补充发言稿收到好久了，直到今日，我仍迟迟不予宣读。其中原因复杂。你远在白云深处，太不了解凡尘间的气候。
我先谈谈我自己的近况吧。
早在沙汀发言前，我即风闻官们有收手之意。他们休战旬日，研究对策，提出什么“全面地放”（按：即鼓励官们反扑）之类的荒谬口号。于是，丘原挨了打，我和储一天亦小碰钉子。真气坏人，我于是质之于常主任：“到底你们要不要放？”并拒绝到会，赌咒再也不上当了。常主任来劝，沙汀来叫，我都不去，“并申明：我要游出旋涡，上岸去看看水情。此时什么也不愿意说！”因为我怕他们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们可以把我往日出于气愤的骂人的话端上报去，并说：“我们内部批评流沙河，是由于他有这些反动言行，与草木篇无关！”——丘原就是这样被打的。殷鉴不远，可不慎哉？
以上是沙汀发言前的情况。
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可以想想，你那一颗震天地的炸弹，如果爆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自然，官们将会吓怕，三魂去二。你呢？你逼住他们背水一战，他们会以比打丘原更猛三倍的棍子打你。因为你那颗炸弹比他的原子弹更有威力，是氢弹。
而舆论（或所谓舆论吧）将如何呢？这是你难以想到的，因为你远在白云深处。以丘原为例吧。和我常往来并同情你我遭遇的朋友们，看了他的发言，十有九都不以为然（或者是真诚地不以为然，或者是迫于气候，不得不说自己不以为然）。文联内如此，文联外亦如此，群众中（主要是学校中）亦复如此。奈何？奈何？你的发言将招来什么结果呢？——吓退同情我们的朋友，自己讨一顿打，值得吗？战友！
鉴于上面的情况，我一直拒绝出席座谈会。今天上午，迫于压力（常主任、沙汀、李亚群对我再三软拉硬拖，白航、白峡对我再三劝说叫去）我去了，说了一些不由衷的不痒不痛的话。苦甚，恼极！
但今天的情况又和上次（沙汀发言前后）稍有不同。官们因受到压力（来自张默生和李劼人等等），不得不变换战术，抛下“全面地放”的口号，换上“百无禁忌”的口号，以便挽回人心，也挽回自己的面子。但骨子里依旧厌恶你我（特别是你）这一类炮手。他们是只要改良主义，不要革命的。——忘了这点，是要吃亏的，战友！
李累回来后，和我嬉皮笑脸，好像没有他的事似的，真会演戏。我约他喝茶，试探其意。原来他心中跃跃欲试，大有反扑之意。毒箭在弦，窥的待发。文联内部的小官和打手们，亦早有准备，铸剑磨枪，等傻子（《聪明人、傻子和奴才》里的傻子）跳出来，然后合围而痛剿之。他们暂时没有剿我，并非心肠慈悲，而是迫于外界压力。因为我的发言尚有中庸之道，舆论支持，观众同情（至今日已收到了近百封同情我的信）。而你的发言，将由于真实中肯尖锐而遭到和我全然不同的待遇！现在，他们在等待时机，找寻借口，以便据“理”反扑。你的发言正好予他们以借口。也许你想不到吧，他们非常希望你这个傻子跳出来骂一通。今天常主任来找我，要我宣读你的发言。这是出于“善意”的吗？是真正“欢迎”批评吗？见鬼！信不得！我立刻拒绝了。我说：“石天河叫我决定处理他的发言。我看现在气候仍坏，不愿意他又挨一顿，故擅自决定不发。等以后看情况再说！”常主任想看看，我拒绝了。
不知你看了人民日报没有。那上面已经有人（类似萧崇素之流的假民主人士）在叫喊了：“被批评者也可以出来争，勿顾虑！”可见北京方面也在鼓励反扑。前天收到中国青年报的内部文件（随信附上），其中亦有此味。你看了，当比我理解得更深些。
……①
如果你要交给别人宣读，我是绝不给他的。如果你要骂我，我亦绝不给你宣读。你相一点吧②：我是为了你，战友！
目前，就我所知，你不开口，人们倒反而很同情你。你虽然一口冤气未吐出，但舆论却是于你有利的。而你不发言，或要发而我不敢发，倒是不利于官们的。因为此事扬开了，恰恰说明气候不好，应由他们负责。
人生几何？你的冤枉打已经挨得够多了，还想挨一顿？
写、写、写、写东西吧！别的不要管！
恕我擅自作主，并原谅我的激愤，字太潦草，够你猜的。
我从明天起又决定不出席座谈会了！
啊，苍天！
小河6月4日半夜11点45分
（另附中国青年报213期“记者通信”一份。）③
①此处的“……”，大概是表示四川文联编“会议参考文件”的人对信的删略。
②此处有文字脱漏，大概是“你相信我一点吧”的意思。
③流沙河附寄的这份“记者通信”，里面有中国青年报给它的记者、通讯员“打招呼”性质的信息文字，流沙河嗅出其中有“危险性”的暗示，从而决定退出座谈会。
六月四日的信收到。你的处境，我当然可以想见；你对鸣放形势的估计，也是相当精确的。但你对我的心情似乎还欠缺理解；对斗争的能动性，似乎也估计不足。
目前，以沙汀为主帅，以李累作中军，以山莓、王吾、萧崇素、李伍丁辈伪正人君子为过河卒，打伙串演的假鸣放，其基本情绪，自然仍是一种反整风、反民主的情绪，外放内收、阳放阴收、小放大收、以及你所说的那种待机反扑，都是必然的事。三大主义，决不会自动退出舞台。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此时此际，为鸣放而挨打，是正常的：不挨打，是侥幸和幻想！所以，我们不能怕挨打，不能因“气候不佳”而放弃斗争；相反地，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要“假戏真做”，要“甘当傻子”，要“冒险犯难”。宁教龙逢烹、比干割、屈原沉、嵇康死，而必为乾坤留正气。这一点，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从来就不愿作躲在碉堡里打安全仗的人，过去是这样，今后也还是这样。
在四川，三大主义势力的强横，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不斗争，或者想等到三大主义自己削弱了，气候好了，再来说话，那恐怕我们不会有那样长的寿命。也就是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唯物论者，不能相信暴君的慈悲和恩典，而只能相信斗争的力量。历史上的暴君，他对人民的每一让步，那都是人民斗争的结果，决不是心血来潮的皇恩。三大主义，和这类暴君是非常相似的，没有斗争，是不会有任何民主的。沙汀说，这次运动，是“自上而下”的，这是哄小孩的话，我们能够简简单单地相信了它么？这次运动，由党中央提出，这是党中央高明的地方，乃是先“由下而上”地了解了人民群众的要求，然后才有“由上而下”的运动，如果我们听信了沙汀的谎话，专一地等候“由上而下”的气候转变，那我们就要上当。因为沙汀李累们，正是想要一手遮天，蒙蔽党中央，蒙蔽人民群众，使事实的真相被掩盖，是非黑白被混淆，而整风运动亦因此而变作昙花一现的幻象，三大主义今后仍将压在人们头上造无量孽。今天怕挨打，日后就要长期挨打！而且，只要闭住眼睛一想，三大主义继续存在下去，猖獗下去，文学艺术事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人民群众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万一有了风吹草动，平日脱离群众的三大主义分子，和目前团结在他们周围锦衣玉食的假积极分子，他们怎么能保得住社会主义政权？难道我们能眼看着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作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的看客吗？我不能这样！前些时，夜里读楚辞，读到《哀郢》的时候，我忍不住眼泪像泼水一样的落在书本上，把一本书浸透了十几页，我想：屈原假若早一点被佞臣们害死，或者不等到郢都破灭就早一点投江，他要少受许多痛苦，比较起来，要幸福得多。现在，我们总算比屈原幸运一些，我们还来得及向谗佞们开火。个人挨打事小，文学艺术和人民群众的命运事大，所以，在任何明的暗的压力下，都不能害怕。不能大无畏，就谈不上坚持真理！
我这些话，也许太书生气，太迂执了吧？但我是这样想的：真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呢？我看，从书里面学聪明机变是非常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学他们的傻——追求真理的傻！殉道者的傻！
我并不完全反对考虑“气候”问题，我觉得，你的考虑是必要的，也能体会得到：你是出于对我的爱护。但是，“气候”必须要以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它，不能求雨求晴式的去祈祷它的改变。斗争是有能动性作用的，例如：假若没有张默生老头子的抗辩，沙汀那一段谎话，便俨然以那“总结性发言”的姿态，把鸣放扼死了；现在，他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好，这就是斗争力量可以改变气候之一个明证。
沙汀那面目狰狞的发言，比较赤裸地暴露了“反整风”思想，张、李两个老头子，揭了他一下，客观地看起来，这是发展得很正常的，能够使得运动真正地深入一步。目前，最不正常的，是对山莓、王吾、李伍丁等一群隐蔽得最深的虎伥，还欠缺必要的、有分寸的揭发。所以外人看座谈会，阵线、营垒、旗帜，都有些混杂不清。外间舆论之所以摇摆不定，中庸之道之所以纷纷出笼，我看，是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的。
丘原的发言，虽然挨了打，但并不算失败，对老贼陈欣、警犬傅仇等的揭露，都是深入人心的，仅仅对萧的那几句话，没有从群众观点方面多作考虑，所以有了破绽。（其实，如果实事求是地揭露萧，只要把他那假民主人士的面罩揭开，说明他并没有代表文艺界说话，而只是一心一意，在为他老婆的翻译小说寻求出版机会，这就够了。）
听说丘原走了，李累回了，文联内部，在力量对比上，当然显得悬殊，这一点，可能也要在你的精神上发生影响。但我觉得，眼光必须扩大一些，不要局限于一隅，要知道，文联内部，三大主义势力虽然还是原封未动，但一隅之外，众寡强弱是不相同的。你接到过许多同情者的信，这不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吗？党中央是看得很清楚的，人民日报社论说“现在小被动比将来大被动好”，这正是提醒那些昏头昏脑的昏虫们，要看清局势，绝大多数人是非常痛恶三大主义的。可惜，那些昏虫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不懂得“大被动”是什么意思，说来是令人叹气的。
我觉得，你用不着过分束手束脚，座谈会，只要是连外面人一起的，仍然可以参加，而且，应该继续说话。如果只是文联里面谈，那就参加不参加都无所谓。打仗，在光天化日下打，在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眼光所及的地方打，是用不着怕的；在文联内部，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像“三岔口”似的，在黑店里面打黑仗，你自然有权避免。
关于我的发言，是否会失去同情的问题，我是这样看：同情，并不是我要猎取的目的物，在事情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别人对挨打者同情，这种微温的廉价的同情，究竟值几个钱一斤呢？我觉得，我不需要这样的同情。如果我把事情真相说出来，别人不同情了，那么，他本来不是我的同情者，这并不算损失；或则，我本不值得同情，也毋需强求。如果，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同情了，而另一部分人，仍旧同情，那么，我算是有了真正的同情者，即使只有一个人，也可以给我很大安慰。文联开我的大会的时候，有多少人同情我呢？现在又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呢？我觉得，事实是最顽强的，必须让事实说话，让党中央看清下面的真实情况，让人民群众从谎话的迷雾里亮开眼睛，让三大主义现出原形来，这就是我的想法。你的发言里面，只说了一部分事实，丘原的发言，没有原原本本地揭露事实，所以，外面人对事实真相，截至现在还是不明不白的，这就给了沙汀撒谎的空隙。
末了，关于我的“冤枉打”是否挨够了的问题，我想，告诉你一下是必要的：没有！远远的没有挨够！只要三大主义还存在着，我是随时都准备挨打的。你劝我的话，我知道都是出于忠诚的友谊，但实在说，你对我是了解得太少的。人生几何？写写东西固然重要，但我怀疑那样下去，是不是会变成写作匠。人生的意义，我时常在探索，一直到现在，我常常苦于自己的盲昧，但有一点，是我从经验中感觉到的，那就是：和真理一同受难，那样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寄来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通信”，我觉得，不必过分重视它，那些“意见”，也无非是三大主义的变种，不要由它来支配我们的头脑，只能把它当作斗争的对象。
好了，我说了这么多话，而且，很多都是和你的意见不同的，希望你不要生气，那个书面发言，仍希望你代为在大座谈会上宣读；补充发言，就作废算了。另外，我还想了一个变通办法，就是请段可情副主席来读，你看如何？
再见！盼来信。
（我大病方愈，牙齿又开了刀，很希望能接到朋友的信。）
石天河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