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4日地委召开的“党外教师座谈会”上，南阳师范学校教导处干部张志正说，南阳师范学校党支部理事不公，只听信党员教师的意见，不相信非党员教师的话，以至于党员教师与非党员教师之间不团结现象相当严重。南师党组织包揽一切的毛病，教导处就好比聋子耳朵——配搭。大家有事不找教导处主任，而是去找党支部秘书，因为党支部的秘书就能决断一切。南师党支部还对学校工会工作极不重视。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学校工会负责人应该参加校内一切重要会议，却因党支部廖秘书的反对不能兑现。
张志正说，第二个问题是，师范学校领导与群众之间鸿沟很深，“填沟”、“拆墙”、“解疙瘩”任务相当繁重。青年教师何仁超因为是个党员，刚到学校工作就把家属给搬来了。他自己就炫耀说，哪里都怕恶人，我在专署文教科大骂一通，很快就分配到这里来了，家属问题也解决了。非党员教师和非团员教师谁有这个能耐？第三个问题是，希望地委、专署加强对南师的领导。据说地委只管南师政治方面的事，专署文教科只管业务方面的事，他们都如铁路巡警——各管一段，却都很少到南师调查研究。
张志正发言后，该校的教师刘书则对张志正的发言表示赞同和支持。
南阳第一高中教师戴季豪一发言就把矛头指向学校的主要领导。他说，南阳一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以人划线”，大搞党内外的宗派主义。黄廷珦在当校长时，现任校长郝墨轩是副校长，两人搞不到一块，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学校实际上分为两个山头。黄廷珦调走后，郝墨轩当了校长，上台后就发动大家搜集黄廷珦的材料，凡是过去跟黄廷珦关系好一点的人，就令其检查坦白身上“残留的黄廷珦思想”。肃反开始，黄廷珦一度成为所在学校——河南师专的“肃反对象”。郝校长闻讯后手舞足蹈，一次在吃饭大厅里头当众大喊大叫道，看！黄廷珦这个坏家伙终于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真是大快人心！失态之状，有失身份。这还未解心头之恨，又让教导主任梅振陆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大骂黄廷珦。
整风开始后，郝校长和梅振陆勾结起来，积极搜集副校长谢季安的所谓“反革命”材料。南阳一高中党内关系尚且如此，党群关系紧张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教师们私下里总是说，现在还是终日里提心吊胆过日子，说不定哪一天就遭暗算了，没有应有的安全感。南阳一高中的恐怖气氛肃反前就很严重，那时候，黄廷珦等领导们认为南阳一高中老教师们都是反革命，都是肃反对象，发动党员教师及学校积极分子监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还在老教师队伍中做相互分化瓦解工作，把我们打入另册。
戴季豪说，其实，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是诚心诚意跟共产党走，都想为充满着无限生机和希望的新中国当好园丁的。这当中如果有区别的话，也仅仅有快慢之分和先后之别。我们学校有1个姓刘的班主任，肃反时因为有人信口胡诌了一句，他是反革命！学校不问青红皂白立即撤了他的职，校长还在全校大会上点了他的名字，当众认定他就是反革命。学校肃反办公室对其反复审查后发现，人家历史和家庭都没有任何问题，与反革命根本扯不上边，可是学校至今没有一句向其认错道歉的话。
戴季豪说，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怎能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呢？思想教育包括政治思想方面的洗脑，原本就是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日积月累，逐步提高的过程，大轰大嗡的办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搞好政治思想方面的教学，首要的问题是做好对教书育人者的关爱、教育工作，南阳一高中教员们政治进步问题校领导并不关心，更谈不上培养。南阳师范还有几个党员教师，一高中却没有一个，过去曾有两个，还是靠和校长的私人关系特别近乎才入党的。
李光涵（南阳一高中教导主任，高级文史教员、省人大代表）紧接着戴季豪的话茬说，南阳一高中领导还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党支部书记和行政主要领导都缺乏民主作风，决策武断，还刚愎自用，不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郝校长说话的突出特点是只会扣政治大帽子，一棍子就想把别人打死，每一句话都想把人说死，板起面孔骂人、训人非常厉害，实在让人难以接受。郝墨轩校长从不把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人看，给我们这些老教师讲话时，总是张口1个敌人，闭口1个阶级斗争，很有点芳兰生门，不得不锄的味道。郝校长经常把行政工作变成审判会、斗争会，整人会，好像每开一次会，不打击处理1个或几个就不过瘾似的。
李光涵接着说，郝校长还很自负，曾在多种场合自我炫耀说，我在1948年前就是一个一般的知识分子了，言外之意，经过这几年教育系统的熏陶、修炼和提高，现在已经是一位很不一般的知识分子了。南阳一高中肃反遗留问题很大，却无人问津，校领导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非教学活动不仅影响了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影响了肃反遗留等问题的解决。
南阳师范老教师郝宇白进行了插话发言，他说现今的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新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南师却是“总务专政”，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总务“专”我们这些党外教师的“政”。据说，林晓、宋绍良、孙鼎等地委、专署领导们听了这话相视而笑，会场的气氛一度轻松活跃起来。
郝宇白接着说，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通过调查摸底发现，南师的教师们都认为，总务看不起我们这些党外教师们，认为我们都是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说话、办事都是“翘”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看不起像他这样识字不多、只会收收发发的人。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譬如说，对我们教师们借阅图书、领办公用品都卡的太死、太紧，不到时间不能借，一次只能借一本，借读时间又规定的太短，教师们看本书难，领办公用品更难，难于上青天。
胡耀亭（南阳一高语文历史课教员）说，我是1949年初就到南阳一高任教的，黄廷珦主政时，大家都认为他家长作风严重，学校民主空气稀薄。郝墨轩校长主政后，大家觉得此人更霸道，一高的民主空气更稀薄。贯彻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后，一度好了些，但很快又旧病复发。去年秋天学校组织学习毛泽东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文章时，郝校长让自由发言。陈光德老师说，从我了解到的许多第一手材料来看，不少地方的农民们实际上并不赞成现在就搞合作化，包括绝大多数贫下中农，他们的入社都不是自愿的。这话刚落音即受到郝校长的严厉批评，会后还汇报到上边，接着就是连续3天地全校大批判。学校会还专门出了几期黑板报，批判陈光德攻击合作化的“反动思想”。所谓批判会，就是围攻会、斗争会，就是不给别人发表不同意见的一花独放会。这一来，后来学校再讲自由发言时，会上实话实说，讲心里话的人没有了，违背良心讲话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我本人就是这样。遇到敏感的话题，照本宣科，按文件上讲的说，按报纸上的口径说。有些话即使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刊登多少遍了，只因地委机关报——南阳日报还没讲，我就不敢再援引大报上的话，担心按照大报上的原话说了，又被批评为“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只找大好形势下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成为第二个陈光德。
1955年春上，学校组织学习批判胡风的文章时，郝校长叫大家提意见，刚说出了口又连忙强调说，“我只是让大家提建设性意见的”（记录员曰，胡耀亭讲到这里时，在座的林晓、宋绍良、孙鼎等地委、专署领导们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胡耀亭讲课一向很幽默，很风趣，更会接话茬，这是人所共知的）。今年春郝、邓两位正副校长提出全体师生利用课余和星期天的时间修筑一段校园内的道路。在讨论此事的校务会议上，我对邓校长说，德修（邓副校长的名字），修路是件好事，可好事一定要办好，星期天是学生们等了6天才盼来的难得的一天，学生们就是靠这一天安排下一周的生活呀！谁知，几天之后，学校就叫我检查对修路的抵触情绪。我当时就反驳说，既是专门征求意见，又不许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这不是搞花架子和出尔反尔吗？校领导在这些小事问题上尚且如此，在大事上的专横霸道程度可想而知。
在6月7日地委召开的“党外教师座谈会”上，戴季豪再次发言说，上次座谈会上张志正讲了南师的宗派主义问题。其实，这方面的问题南阳的重点学校都突出存在着，南阳一高中尤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普遍、如此严重的党内宗派主义？我觉得源头应该从南阳地委在干部使用和提拔问题上去找。对于能够独当一面的单位主要领导人，地委不是从德、才、贤三个方面综合考虑，而是随便找个党员充个数就行了，从不管“德”是不是配位，“才”能不能胜任，这是对革命事业极不负责任的表现！我认为，中学校长这样的重要职务虽然不能搞“唯才是举”，但也不能仅仅是个党员就行了，在业务上总得沾沾边，懂一点，说得过去，这样的领导才能和教师们有共同的语言，才能互相帮助，共同把学校的教学事业搞好。可眼下的实际情况是，在任用重点中学校长问题上，南阳地委光讲政治，当然真正有经验的、有学识的老革命也行。现在南阳一高中和南阳师范学校的校长们既没有革命经历，也没有阶级斗争经验，多是建国以后才参加工作的，仅仅是搞过土改革和镇反而已，这与建国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不一样的。建国后参加革命的人实际上与我们的革命经历并无二样，只存在岗位和分工的不同。由于他们没有经过出生入死的斗争考验，缺乏牺牲精神，在评级定薪等利益面前却身先士卒，当仁不让。要知道，中等重点中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思想问题很多，水深且很浑浊。主要领导人在言传身教和解疑释惑方面都要相向而行，不仅要能说一套，更要能讲一套，甚至还得会讲几套套。而南阳一高中现在的领导人却是，教师们提个问题，他们都说不出个道道和所以然来，只会给人家乱扣政治大帽子，这不叫校长，而叫“山大王”！
有一天我给谢副校长提个问题，他答不上来不说，反而板起面孔训斥我说，戴先生，你要从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考量问题。寒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课程时，有几个问题我真的没弄明白，便去找谢季安副校长请示探讨，刚一说出来即遭到白眼。谢副校长说，戴先生，你提的问题需要地委以上的领导们才能弄懂，我确实没弄懂，因为我没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体会。我的这次探讨请示得不到应有的解决不说，反成了某人某年某月某日讥笑的把柄，甚至还成了大会出丑嘲弄的笑料。这里面折射出来的不仅仅是文化水平问题，还凸现了南阳一高中领导干部思想品质方面的问题。有的人，业务上差一点就差一点吧，你别故弄玄虚行不行？可他们就是装腔作势，盛气凌人，以行家里手自居，终日里板起面孔训人。过去，校长和教员都是一样的，现在谁一旦当上校长，就好像自己真如部队上的首长了，就理直气壮地高人半截了，好像学识配套了，处理事情的水平立马就提高了。据说二中的校长习惯于把学校的一切问题都和阶级斗争、阶级立场联系起来，满眼都是阶级敌人。八大早已召开了，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质的转变，是以经济建设和搞好业务为中心了，在学校就是以搞好教学为中心，可是他还停留在大抓阶级斗争的层面上，这样的人咋能适应新的形势呢？所以，我觉得地委在用人上陟罚臧否（指对人的提拔、处罚、表扬和批评理念）观念陈旧，把宗派主义严重和轻视业务的人放到了至关重要的岗位上。
戴季豪说，学校发展党员的主要对象应该是教师们，因为教师是学校的顶梁柱，是搞好教学的基本力量。党员是光荣的，神圣的，最应该具备献身精神，教师们都有这方面的优势，所以在优秀学生中发展党员，远不如在教师中发展一名党员。而且是，学生们在中学阶段主要任务是文化知识方面的学习，是打基础和提高文化素质的问题，过多的政治活动只会影响他们文化课地学习。现在南阳一高中偏重在学生中发展党员，还让学生党员参加了学校里的党支部，参与学校党政工作的研究并让其发表意见，这简直就是胡闹！一次南阳一高中党支部研究语文教学时，那位学生党支部委员竟说，语文教学必须进一步加强和突出政治思想工作教学方面的内容，压缩知识性内容。这是以宫笑角，不懂装懂，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典型表现，假若是一位教师，再差劲也不会说出这样外行的话。
戴季豪说，啥叫好人？啥叫要求政治进步？给学校领导买点肉或送去一张戏票，就是好人？就是积极靠近党组织，要求政治进步的表现？一高中没有民主空气，校工会主席不是党员不能当，非得支部委员担任，而且还是指定的。连选个工会主席这样的事情地委就越俎代庖，这只能说明地委包揽太多了，在民主问题上口惠而实不至。有人说，这是省委的规定，那就是省委不民主了，谁制定的这一规定谁就是践踏民主！
戴季豪说，近年来，南阳一高中从表象上看对我们这些老教师们很尊重，其实越是这样我们反而感到难受。学校党支部仅仅把我们当个教书匠看，当花瓶当摆设。我认为学校对我们的尊重不能只表现在吃饭、走路、教学上，而应该从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经常帮助我们不断进步。像今天这样充分发扬民主，能给人畅所欲言的座谈会今后应该经常召开，整风运动后也要坚持。一句话，“墙”要“拆”，“沟”要“平”，拆墙填沟的积极分子，也一定会是教书育人的积极分子。
6月10日，戴季豪在第四次非党教师座谈会上谈高征购问题，说：我不是本地人，对农村的情况不太清楚，只从各个渠道多少听到一些。上次林晓书记给南阳一高中高中部的学生们作报告时，提到这么一种情况，譬如说统购了4000万斤吧，后来却又返销5000多万斤。我这里只是打个比方，具体数字我没记清楚。为什么购少销多呢？这说明下边的干部们在粮食征购问题上有邀功请赏思想，不从实际出发，把本不该购的粮食征购了。现在南阳普遍实行的是，农民每人每年完成征购后留的口粮标准是300斤原粮，其中一部分还是薯干。而国家现实行的粮食政策，对城市重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供应50斤面粉。我现在每月的口粮标准是31斤面粉。农民体力劳动重，每月的吃粮标准尚且不足30斤原粮，这是很不够的，也是极不合理的，这能叫“实事求是”？我还听说，上级每次布置粮棉油征购任务时，总是强调尽可能地多超额，从不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这从原则上说就是不顾农民死活，破坏工农联盟啊！
戴季豪发言后，胡耀庭说，我非常赞同戴老师的发言，我觉得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理应关注农民生活问题，为农民说句公道话。现南阳专区农村统购统销中出现的问题，地委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据了解，今年夏季征购数量各地农民都是很有抵触情绪的，从实际出发，就应该减少一点。说实在的，按估产确定统购任务的做法是很不妥当的。由于估产普遍偏高，说是不增加征购任务，实际上还是增加了。现在南阳市的大街上到处可见逃荒要饭的人，公路上逃荒要饭的人成群结队，乡村里就更多。这当然与去年的天灾有一定的关系，与农业合作化没搞好更有直接的关系。以前领导上总是说这是地富分子在捣乱，说是农民装穷叫苦，欺骗政府什么的。或者认为是富裕中农怕露富，把粮食故意藏了起来。但现在公路上到处看到不少人抬着家具去卖，然后再买成红薯干成群结队地回家救命，这可是真的吧？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地富分子或富裕中农吧？政府卖给农民的红薯干7分钱1斤，只是政府是按定数返销的，犹如杯水车薪。自由市场上的薯干每斤0.16元，能买来却没有钱买，听说汽车站附近有农民卖小孩买红薯干的。不少农民说，虽说麦子快要下来了，可是眼前的每一天都很难煎熬，更何况指望那点口粮留量也解决不了缺粮问题。所以，我建议地委对粮食统购政策要很好地研究一下，看一看缺粮问题的根源在何处。眼下在粮食问题方面表现出来的一片饥荒紧张现象，是对新社会的极大讽刺，是对南阳地方党和政府的极大嘲弄！不知道地委领导们为此脸红不脸红？
关于南阳一高中的肃反问题，胡耀庭说，肃反开始时，我听说学校党支部内定的肃反对象是30个。当时只有50个教员，就内定30个肃反对象，把老教师们都当作肃反对象了。地委干涉后，肃反对象才减少到17个，运动开始不久，通过甄别只剩下李玉民等4人。最近又听说，连最主要的肃反对象李玉民也搞错了，这就更增加了对肃反工作的否定成分，剩下的所谓肃反对象简直就是子虚乌有！
对于肃反对象，虽没有经过大会斗争，但也都受到过小组会上的严厉批评和追逼，后来发现没啥问题后都叫归队了，这些人却一直都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肃反时，说的人不对；不说的人也不对；写的人不对，不写的人更不对。对于肃反对象，积极分子们曾对其上骂祖宗三代，下辱本人和亲人，甚至还殴打了人家，给人家精神和身心上造成的创伤都非常的大，这些心理创伤为什么不进行医治？难道不应该医治吗？李玉民老师现在一提起肃反，就丢东忘西没魂似的，用失魂落魄、闻风丧胆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周竟如老师本来在旧社会生活时间长了一些，建国以后的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是挨整的重点人物，加之他又患有高血压病症，经不住几折磨，所以很快就死去了。肃反时的另一重点对象人物李寿亭老师，今年春上上课时病情突发，被抬了下来，住进了医院至今未好。我们几个肃反重点人看他时，都有一种狐死兔悲，物伤其类的同感和悲凉。
胡耀庭说，“三害”为什么必须被打倒？因为它危害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所以必须进行揭发，彻底进行打倒。怎样揭发“三害”呢？我认为应该是，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高、中、低知识分子人群，既然有同感，那就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共同揭发。还应不分机关、不分部门、共同起来揭发围歼之。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党内的偏差，党外人士并不十分清楚。所以，要真正地根治“三害”，党内的同志们最好自己先行动起来揭发批判之。这次整风运动中党内的同志应该首先带头起来查“三害”，批危害，与党外的志士仁人们一起共同去找一条解决和预防产生“三害”的根本途径。
南阳一高教导主任李光涵针对当时的干部政策说，“三反”以后，南阳地委在干部使用上不重视“资”（指资历或资格），偏重了阶级路线，忽视了才能。当然，贯彻阶级路线对防止阶级异己分子，巩固国家政权，保证政策方针的顺利实施，应当是首要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无产阶级跟着共产党起来闹革命也不会有新中国，没有广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几十年如一日地由衷臣服和鼎力相助，也不会这么快就建立新中国。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近年来在贯彻阶级路线方面有偏差，或者说有点“左”。当然，成绩还是主要的，偏差和毛病是微不足道，瑕不掩瑜的。但是，既然是偏差就应该纠正和防止，就不应该让其存在和发展。关于错在哪里？我讲以下几点：
一、颠倒了党内外人士的责任和义务，使多劳者不多得。本来，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由于只讲阶级路线，搞“唯德是举”，南阳一高中这一次的工资改革，提升工资和提高级别的人只有学校里的几位党员领导干部，没有我们这些主要靠教书舌耕的党外人士。党外人士们倒成了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高风亮节之人。
当然讲待遇是很不应该的，尤其作为知识分子更不该这样讲。刘少奇委员长近日指出，工资改革后干部们的突出表现就是争权夺利，唯利是图。南阳一高中工资改革后得到较多实惠的，是党内人士，党外人士谁都没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市银行一个干部终日睡大觉却当上了科长，此人一定是共产党员，这难道不是我们干部政策中的偏差？
二、只讲政治不讲才能造成了干部使用问题上的宗派主义，滥竽充数。有的党员不仅缺德而且缺才，正所谓“朽木不可雕也”。但由于他们是党内的同志，有一顶红帽子的护身符照着，学校党组织却很少予以深究，以至于使他们在其位难谋其政。
三、“左”的干部路线导致了干部队伍中“左”的做法日益严重。现南阳一高中的领导干部们还是沿用的共产党打倒旧势力时惯用的搞政治运动，攻城略地和大轰大嗡那一套来搞教学工作，这是刻舟求剑，典型的教条主义，是这次整风的主要对象之一。各项工作往前赶是对的，但不能急于求成和弄虚作假。如扫盲工作，中央提出用10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到省里就成了8年，到县里又缩短为5年，到区里只剩下到了3年，到乡一级又“跃进”到2年，这种逐级递减的办法犹如“皇帝的新衣”，完全是自欺欺人。再如学习引进苏联的先进经验问题，具体执行中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搞的上半截结合了中国具体情况，下半截却没有一点中国的味道，成了“四不像”。
李光涵说，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我觉得这次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共产党在大庭广众之下所立起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诽谤木”，是开门纳谏，真心实意想克服党内三大主义毛病的。怎样响应党和领袖的伟大号召呢？我的理解是：“善书者要万毛齐发，善御者要万马齐奔”，凡是能写能说者都要磨墨濡章，各抒己见。从今天整风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实现这一目标任重道远，相当艰难。所以，我认为，咱们共产党的干部政策要调整，建设社会主义单靠1200万党员的力量显然是很不够的，一定要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把这次整风真正搞起来。
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