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是有怀疑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提法是不是不够恰当？因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对等的双方的平等称呼，不能以不平等的双方来平等对待。当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地位有所不同；共产党是大党，民主党派都不大，小的怎么样来监督大的呢？这是个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解释不通的。
以过去的事实来看，民主党派只能在共产党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见，比如共产党提出一个文件，民主党派便在这个文件上改几个字，象“之”字改成“的”字，“我们”改成“大家”等。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设计，拟定计划民主党派是不参加的，党对民主党派是帮助指导的地位，民主党派是被帮助被指导的，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
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后，社会上出现一种新的形势，新的形势到来之后民主空气提高了，大家积极大胆的“鸣”“放”，提高了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还没有一套经验，通过这次整风，民主党派如何在扩大民主中发挥作用，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一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如何作呢？这个问题也需要解决。
民主党派今后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不仅是参加施工，还要参加设计。要设计，就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不再是在会上举手通过，这样就加重了民主党派的责任。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方向如何，建设好坏，我们大家都要负责，共同研究施政方针，共同来保证它的实现。自然，民主党派的地位也要改变，领导与被领导的问题，是不是平起平坐把这个问题如何能明确起来。
在做法上应成立知识分子党，将民盟、民进、农工、九三等几个民主党派合并，成立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个政党是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党。目前有些单位民主党派成员多少不等，有的三、五个，有的上百个，如果组织起来，他们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反对前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我认为这次肃反运动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对新形势认识不清，我国有句古话“杀鸡焉用牛刀”，可是我们杀鸡确用了牛刀，结果是得不偿失。开展肃反运动我们是学习了苏联的，苏联肃反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年，他们那时候肃反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一方面他们要求工业化，搞农业合作化，另一方面富农反革命作乱，公开的出报纸，搞集会，同时由国外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他们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如果他们不肃反，社会主义建设便不能成功。而我们中国呢？1955年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年，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前夕，国内稳定，宪法已经颁布，当时苏联是没有颁布宪法的，我们却由胡风问题引起肃反运动，结果是得不偿失。我们颁布了宪法说明我们国家安定了，而苏联当时没有，他们杀人是应该的，是无可厚非的。而中国却不是这种情况。再由国际局势来看，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了，四外长会议召开了，中央宣布国际局势肯定的趋向缓和。所以说我们的肃反运动是错误的。
中国的马列主义者是共产党包办了，其实党员包办不了，一般群众也能运用马列主义。但是当时却为这个肃反运动的错误决定作了宣传，宣传斯大林所主张的愈是进入社会主义边缘，阶级斗争也愈是尖锐，这个说法在当时苏联是正确的，而在我们却是错了。我很沉痛，我是被关的，但是肃反并没有搞出我什么问题来。最近对我说搞错了，可是又问我，难道你一点思想问题都没有吗，这样的说法我是搞不通的。
×××是搞思想工作的，但是他没有摸清知识分子，可是帝国主义却摸清了。他们前几年就说知识分子要民主、要自由。我看今天的“鸣”、“放”，也就是开放民主，发扬自由，现在报上每天都“鸣”、“放”，知识分子是很爱看的，大家有了发言的机会。毛主席是英明的，如果不这样“鸣”“放”，我就不准备改变自己订下的“少做事、少说话、少来往”的清规，现在我觉得我错了，要“鸣”要“放”问题就解决了。
上次大规模肃反的损失有三个：1．损害了中国五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使大家六亲不认，朋友不能往来，师生见面低头走过，象是不相识的生人。在土改时我斗争地主，思想改造时我领导学生斗争校长，肃反时使我被学生斗争，现在大家见了面也不敢说话。
2．使人们怀疑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有真正遵守宪法的诚意，学校党委书记竟在大会上宣布逮捕人，这是违法乱纪。有个法庭搬到我们学校来，审判了两个不能构成法律处分的案子，这简直是儿戏。
3．抹杀了人的尊严，以“莫须有”的名义来斗争一个人，使人丧失了自尊心。
建议向被斗争错了的人道歉，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同时重新估价肃反的成绩。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偏差是个别的，在我们华中师范学院是欺骗人的。（见6月6日“长江日报”）
来源：《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