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上午，我们到武汉水利学院物理教研室主任王开诏教授的家里作客。王教授热情地接待我们，和我们谈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
王教授解放前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学院等院、校工作。他根据自己长期在大学里工作的亲身体会说道：“解放前的大学里也有宗派：那时，校长相信自己带去的人和自己聘的教授；校长带去的人也要带几个人，这样就形成了小宗派”。王教授坦率地告诉我们说，他在武汉大学工作时，是属于安徽派的，当时的校长是他的同乡，又和他有师生关系。后来那位校长被调到中山大学去时，他自己虽对武汉大学很有感情，但觉得再工作下去没什么意思，所以也就跟着校长到中山大学去了。以后，他到贵州工作，并且担任重要的课程，也是因为和学校的负责人有私人关系。
“宗派二字在我的脑子里很深刻”。王教授意味深长的讲。他说：解放前很多教师就反对宗派，他自己也反对，可是没有效。直到解放后院系调整，才把旧大学的小宗派摧毁了，现在剩下的只是点思想残余。王教授说：“对院系调整本身我是有意见的，比如理、工科分家我就不同意。可是对摧毁小宗派，我却很喜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共产党的魄力。但是，旧的小宗派被摧毁后，却出现了共产党带来的大宗派，学校的党组织认为凡是旧知识分子都不可靠，只有新的、党员知识分子才可靠。这样看是不实事求是的，新旧知识分子中都有好有坏。”
王教授认为宗派主义的特点是：把持一切，排斥别人，不讲是非。有了宗派主义思想的人，就容易保守、固执，不能随形势的变化用发展的观点看人看事。他认为今天学校里的宗派主义所以突出表现在党群关系上，就是由于群众进步了，而党仍然用旧眼光看他们，不信任他们。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发扬民主不够……等等缺点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宗派主义和学校的领导制度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请王教授谈谈这个问题。
“宗派主义就是由党委负责制造成的”。王教授肯定地答。他说：既然是党委负责制，党委就要对一切都负责、什么都负责；别人当然就不能负责、也不敢负责了；工会、教务处……等等组织也就都不能发挥作用了。这样就必然造成党包办一切，以党代政。党委委员们虽然是想把事情办好，但事实上难办好，反而造成宗派主义，就说明不仅是个别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不好，所以应该取消党委负责制，而只设党委会，监督行政工作。那末，用什么制度来代替呢?王教授的意见是要加强行政领导，加强院(校)务委员会的组织。他说：既然党委能够负责，难道院校长就不能负责吗?旧大学里校长一手遮天当然不对，但今天不会再有那种情况，党的方针政策，院校长是会接受的，而院校长的人选，应该是懂得业务的专家。
王教授还谈到，要克服宗派主义，还得改进人事工作。他说：党群关系中有很多问题都是人事部门造成的。现在大家感觉人事部门掌握着生杀大权，都很害怕他，但不信任他。有些人事干部功臣自居，政治优越感特别重，认为自己就是管别人的，政治文化学习都不努力。王教授建议学校应该缩减人事处的编制，注意人事干部的质量，同时人事部门要加强思想工作，不要把人事工作当成事务工作去做。
王教授的谈话中，有好几次都提到学校留助教不和教研组商量这件事。他说：教研组对学生最了解，留谁当助教，应由教师们决定；可是，现在人事部门却一手包办。王教授认为这不仅是职权问题，也是党在政治上不信任知识分子的表现，这说明了党仍然是用宗派主义观点来看老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重业务、轻政治”的。他说：解放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进步很快，不少老先生都把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政治学习上，他们自己钻研经典著作，看报纸读文件，从中得到的益处比听大报告要多得多。王教授以自己为例说道：“我二十多年来就有读报的习惯，那天不读，就像没吃饭一样。报纸的社论，我更是每天必读，所以对国家世界大事都能了解。我们的缺点主要是没有和工农接触，实践不够。要说我们轻视政治，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说到政治，王教授的谈兴十分高。他说：“老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也是很高的，只是和青年人的表现形式不同。老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认识也比青年深刻，因为我们对旧社会有深切的认识，亲身经历过艰难困苦，我们能当教授，也是经过一番奋斗的，不然的话，旧社会就会把我们毁掉。我们是希望社会发展、进步的。如果说解放初期是被动的话，那末现在我们已是主动地拥护社会主义了，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很重大。”
来源：《长江日报》1957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