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7日讯 民盟候补中委陈新桂最近在社会主义学院举行的座谈上就“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和建议”为题发了言。下面是他的发言全文：
过去几阵暴风雨的运动，是制造矛盾的重大原因。可是现在还有人不敢谈，有顾虑，一是怀疑党的整风有多大作用，二是还怕将来的运动会报复，这种怕报复的顾虑是有根据的，谁能相信不报复呢？
我指的几阵暴风雨，是指三反，思想改造，因胡风问题而引起的肃反，限于对知识分子所起的坏作用。对这些，我个人的亲身感受是不多的，主要是从朋友的交谈，业务上的接触而来的。
我首先声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应当反，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应该改造，反革命应该肃清，但过去的反法、改法、肃法是不对的，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种结论，是不科学的。
这几次暴风雨的毛病缺点是很多的。总的说来，最严重的是助长了唯心主义，推销了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主张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可是在暴风雨中，一向是宁左毋右，领导思想就是这样，起初总是防右，到运动搞完来纠偏，问题就出在这里。领导思想上首先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因此斗争的手段不限于思想意识，而且带有强制性，总是把被斗的人想得越坏越好，斗争得越狠越好，在这种情况下，不发生偏差才是奇怪的。三反时，事先规定老虎数在25％，但打的结果，北京的财经部门才最多是2％。有人说，这是有计划的盲目。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斗争的方式，是依靠群众的直接行动，这种斗争方式，我想不通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产物，而不是群众自发的产物。让群众自发的去斗争，领导无法掌握，群众丧失理性，必然出偏差。这种斗争，不象打坏了一张桌子，撕破了一件衣服，可以补起来，它伤了人们的心，是补不了的。在运动中，领导小组如果左了，只批评是急燥，如果右了，就批评是丧失立场，谁愿意丧失政治立场呢？宁左毋右，这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否定一切的。可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是否定一切，所谓“丢掉包袱”，这是很不科学，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应该是打开包袱，加以选择，好的留下，不好的丢掉。批判是含有分析的意思。全部否定，连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也否定，生物学只许讲米丘林，不许讲摩尔根，这种改法，恐怕也不见得合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实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反胡风分子时，说反革命大约5％，但没有规定那是反革命、坏分子的界限。肃反的高潮是在1955年，到1956年2月，毛主席说是有2％，不久前邓小平在清华大学的报告说是1％，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述周说是0.7％，到底那个数目是正确的？这不是做生意，多一分少一分没关系，这使多少人流眼泪，生命攸关。有人说，反革命的百分比少了，是因为十人小组把界限放宽了。这就是问题。十人小组是在肃反后一年才成立，为什么不先制定界限呢？这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作法，太值得研究了。
马克思主义是相信客观真理的，因此反对马赫主义，反对实用主义，反对胡适。但在暴风雨中，刚好是用了胡适的“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办法。浙大一个教授说：一声大胆怀疑，其株连之广，不下于东林学案。马克思主义看问题要深入本质，可是在运动中，就是把假象当现实，把少数所谓积极分子的意见，看作是群众全体的意见，许多错误的处理，就是由于这样。
建国以来，各处都在学习马列主义，但收效不大，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些运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使人在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候，很难联系实际、想通问题。
这些运动，是有一定成绩，但比较起来，副作用太大，代价太高。三反，是否把贪污反掉了呢？贪污的少了，这牵涉到财政上的监督，生活、就业问题的解决，这些是第一性的东西，生活问题解决了贪污就少了。浪费、官僚主义是否反掉了，每人都可作答复。思想改造，是否用斗争可以改掉，有多大效果，很可研究。李景汉教授在思想改造中第一次作辩白，遭到打击，第二次他包下来，就通过了，这能改变思想吗？陷害了人，不许人辩驳，说是“无则加勉”，说人是反革命，如何“勉”法？潘光旦在三反中是斗争重点，最后用了他爱人、儿女哭的办法去劝他承认错误。三反后，他钻线装书，不说话，人家说他改造好了，这不是笑话？潘是图书馆主任，图书馆里有反动的书，这有什么不可以？现在已经揭开盖子，潘还是不讲话。这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还有“立场主义，条件反射”。这几年，讲立场，不讲观点、方法。无产阶级的立场，唯心主义的观点方法。立场主义是相当害人的。许多人在斗争人的时候，动机不一定坏，但是只顾了所谓‘立场’，好事做坏。川大一教授，在批判封建思想时，说了“乾嘉诸老”的话，一个学生听了，把它写作“钱家诸老”，说这个教授，还对封建人物尊敬，领导上还是支持这个学生，说这个学生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写错了字没关系。这样的改造方法，是唯物的吗？
“条件反射”，许多人看到运动一来，就紧张起来，专门找人家的毛病，看领导意图，动不动把思想问题提到政治问题上来。最近人民日报对×××发言的按语，完全是“条件反射”，认为人家说，恩格斯去世以后，马克思主义没有发展，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
还有，人为地把人分成等级：党员、团员、积极分子、落后分子，形式上没有这样说，实际上有，造成很坏的影响。毛主席在“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对积极、落后是比较的说，而且着重团结教育。在运动中所谓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以他人的痛苦作垫脚石，谁也不敢惹，而取得领导宠爱。许多盟员老教授说：“他们是靠积极吃饭，我们是靠业务吃饭”。这种俊杰之士，在旧社会也有，而为人所不齿，在今天却取得合法地位。所以我称这种现象是败坏社会道德。
运动以后，心口不一、唯唯诺诺、阿谀逢迎，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最可怕的是，领导上明知有人假公报私，还是给予支持。一个党员同我说过：这是应当的，应当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这是可怕的。
1955年底，一个盟员告诉我，他以前是被看作落后分子，现在是变成积极分子了，我问他怎么搞通了？他说我找到一条规律：现在只有两种人，要就打人，要就被打，与其被打，不如打人，所以他积极了。我说这是法西斯思想。这种现象是可怕的。在运动中，彼此都说假话，彼此都是违心之论。
最后是造成六亲不认，党内党外都是如此，甚至夫妇之间。所以许多知识分子感到是“苟全性命于乱世”、“邦无道则隐”，改唐句为“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为什么会这样？是经过惨痛的教训。六亲不认，对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内部的团结是不利的。今天是只有政治上的一致，而没有精神感情上的一致，正如柏油路一样，柏油下面是碎石，一遇震动就破碎了。
要是问：民盟是知识分子的政党，它在知识分子中做的工作怎样呢？民盟是党的助手，是充当打手，火上加油！
对于过去的运动，还要反对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那是阶级斗争，必须暴风雨。最近有人对我说：共产党整我们就是狂风暴雨，现在整党，就要和风细雨，难道党员是亲儿子，我们是后娘生的？我说不对，狂风暴雨，是不分党内党外。但这反映了不满情绪。有无其他办法，值得研究。有许多方法嘛！三反，思想改造，都是人民内部的问题。镇反以后，1955年的肃反，是肃清潜伏的反革命，它不能象镇反那样做法，是要更细致复杂的工作，如果用司法力量，有什么不可。有人举苏、匈为例反对这种做法。苏、匈的错误，是他们的保安部队，无法无天，政府和党都管不着的太上皇。
“难免论”。主要是根据毛主席说的革命不是做文章，不是绣花，说“矫枉必须过正”。“矫枉必须过正”，陈叔通已经批驳了。毛主席是在二十年前“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现在形势变了，用这种话来辩护，是没有道理的，是为官僚主义辩护。
“个别论”。这是不看实际的鸵鸟式的看法，这只是安慰自己的社会主义良心而已。
下面是我的建议：
(1)把暴风雨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党整风重点检查之一。如果不谈，是大大的缺陷。
(2)党对过去的运动是否有总结，我不知道。有必要进行一次深入的总结工作，在报上发表，让人民讨论。好处有：可使干部提高认识，指出了偏差，使人心服？中国的经验，对越南等国也有帮助，可以少走弯路。
(3)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把调查肃反的工作做好，是一大贡献。
(4)凡是在运动中被公开斗争的人，平反时也要公开进行。已经平反而不是公开做的，应该补行。
(5)在运动中自杀的人，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深入调查，如是畏罪，应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杀的人，政府应恢复其名誉，照顾其家属生活。
(6)平反以后，对于被斗过的人，需要做更细心的思想工作，领导应特别注意。
(7)在运动中表现积极被吸收入党的人，应该检查一下，严肃的进行教育。
(8)凡干部鉴定材料，在调动工作时，应让他本人同意，本人不同意的不应当写上。
(9)各种机关的人事部门，一定要调年纪较大，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来做。
来源：1957年6月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