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探讨这样几个问题：（一）为什么说我校运动已越出了整风范围？（二）“三害”产生的根源是制度问题。（三）武大党委为什么没有领导好这个运动？（四）保卫马列主义维护党的最高利益。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注意它和其它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性。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①”。“对具有体事物作具体分析”②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所开展的整风运动基本上是在党领导下的人民 的自愿协助下的以和风细雨的方法开展的整风运动，这是矛盾的一般性。
但是，在武大，情况比较特别，徐愁庸时代给武大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统治方式，徐愁庸走后，江橹又加以修正和发展，以致在武大这个小天地形成了解放以来的长期的黑暗统治，尤其在“三反”和“肃反”时期许多教授被斗、被关。其中例如闻名世界的原子核化学家邬宝良教授，物理学家桂质庭教授等，许多教师工友和同学被无辜地送进武大警备室（如段桂×讲师，我系赵志鳌同学等等）给以甚至比集中警还要残酷的肉体与精神上的摧残……耳不忍闻，目不忍视……社会主义法制（尤其是庄严的宪法）被破坏，人权×被剥夺，这是矛盾的特殊性。
刘真同志到武大来了，武大师生员工（尤其是同学）寄以很大的希望，在大家当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因此在这个运动一开始，同学们要求协助整风的善良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刘真同志使人失望了，他不是在运动的前面指挥运动，而是在的后面约束运动，阻碍着它的进展。（当然这不能完全怪刘真同志，因为他要服从党的纪律！党委会里的委员有许多是犯“三害“错误的同志，他们绝不是那么积极的！）于是同学们向武大党委提出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权，维护庄严的的宪法等口号是很自然的了，这就是说运动越出了整风的范围形成了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的知识分子自发地帮助党整风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运动。
“三害“是现象不是本质，它的产生根源是制度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国家机关中的部分环节制度的不合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设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下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面的缺陷④如当前学校中的党委委负责制，人事处制度等已正是由于这些不合理的制度，给了那些有“三害”错误的人以犯“三害”错误的营养料。因此要铲除“三害”根本问题是改革这些不合理的制度。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日常性质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犯错误了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并不能保证工作中不犯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问题就在于是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③”。这就是说与实施制度的人的品质和作风有关系，“三害”也不例外。
从已揭发的事实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武大“三害”为什么那么严重呢？（特别是表现在“三反”和“肃反”时期），还与解放以来法制不健全有关系。“肃反”时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但是中央并没有叫武大的“肃反”负责人“大胆假设，粗心求证”啊！（本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⑦”。而这些干部是粗心而不是小心！）当然，现在武大肃反余留问题，没有总结，我不了解详细情况。但是从已揭发的事实中可看出武大“肃反”犯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如果说以前法制不够健全，那么我说现在正是要健全的时候了，是保护我们庄严伟大的宪法的时候了。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同志还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甚至是爹把问题推到许儿头上，儿把问题推到爹头上，不认错；甚至有的人竟认为儿错了也是成绩！……等等。
总之，武大“三害”的产生是三方面造成的，这就是制度（基本制度下的部分环节制度） 不合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的风问题，社会主义法制的不健全。
因此，要解决问题必从这三方面着手，要把运动搞好就得领导上坚决果敢地领导来，对那些民愤极深的人作出事实表现来，消除群众一切顾虑，让大家大鸣大放起来；立即着手解决一些需待解决的问题；如肃反余留问题等。群众起来有什么可怕的呢？从十几天来的经过中可看出大家是很有理智的，与那些有“三害”错误的人比起来有理智的多！
首先让我阐明这样一个事实，党中央始终走在运动的前面指导运动，英勇果敢地提出大鸣大放的办法来支持和指导当前的运动，这是马列主义的新创造。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很敏感地接受了这一思想指导；从而自发地起来帮助党整风，掀起了这个运动。但是武大党委呢？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被牵着鼻子走，形成了一个“思想真空”。（我的定义）这就是口头上空喊“支持”大鸣大放（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说）。从已经过时了的教条中抽出它的法宝来压在运动头上从而使运动受到阻碍。
武大党委的这个思想真空（也可说是理论真实）是怎样造成的呢？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领导干部思想水平低，对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学习得不够。对教条很感兴趣，其二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中去听取呼声，对群众的信任不够，说为大家起来就会出“大乱子”（刘真同志说过）。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党委除了一些自身有“三害”错误的同志以外，整个党委会包括刘真同志在内至少有“两害”这就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近来，在刘真同志报告以后，竟有些党员同志公开大叫“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党的最高利益”等口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说他是党的忠诚的儿子，直(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然而他们除了喊了这些口号以外就是“从胡风集团的材料可看出肃反的必要性的”，“运动一开始就是党委在前面领导着”，“现在有了纸、笔给你出大字报还要争取什么民主呢？”这些倾倒黑白，不合逻辑的证明，对于我校的“三害”严重性竟全然无知或不想讲。
我班的“刺猬”社，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么积极，在运动后期起了阻碍作用，发表的全是对揭露事实的人、积极的报刊口头评足，后来越来越紧张，甚至登出的消息有些是捏造的，在系会学生大会上除了把党中央的整风指示几乎全背出来和加上两句“我们完全同意刘真同志的报告”“刘真同志的报告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据说是对党负责，对运动负责。
在运动中竟有些党的负责同志（学生中的，如甘师昭、王爽等人）说我们的兄弟报刊和同志是“别有用心的”，“有政治问题”等。其实，我们的兄弟报刊（那些被骂兄弟报刊），我们的“别有用心”的同志，是在以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者，目的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办好人民的武汉大学！
这些我不能不说是一股逆流，对于党对于人民对于有“三害”错误的同志是有害而不利的。我深信党、人民将会公正地作出评价，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保术者，谁是党的最高利益的维护者！
注（一）指：“试论在社会主义时代的自发运动”。
注（二）：见“矛盾论”
注（三）：同上。
注（四）：见“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注（五）：同上。
注（六）：据已揭发之材料是徐愁庸自己对自己的作用而说的。
注（七）：胡适：实用主义。
来源：1957年9月1日《武汉大学右派言论录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