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内部的予盾不是凭空诞生的，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事物形成的。最近几年来在山大有两件关系到全山大人的重大事件，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是肃反，第二是工资改革。肃反工作的後果是付作用大，工资改革的後果是怨声载道。我看主要毛病只有一个：那就是党委以及各系支部作风不民主，作事脱离群众，包办一切，主观专断。只要党委下决心改掉这一个毛病，那么“三害”便可迎刃而解，山大的工作也就可以搞好。
首先以肃反为例：党委在肃反时是依据这样一套逻辑和公式来办事的：首先党委认为任何单位都“有反可肃”，所以都应当找几个重点斗一下，假若哪个单位开展不起来，就来一个“革命输入”的办法，派几个得力的幹部下去搞，而斗争的主要程序是先研究材料(包括历史和检举材料)，然後确定对象，发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在大胆怀疑的口号下，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斗完了再来一个调查(糟就糟在这一点上)，因此山大在肃反时，到处都是火热的阶级斗争，但斗的材料是否可靠呢？没有调查。这些人的问题可否不用斗争的方式来处理呢？而斗争完了以後善後工作也没有作好，就一件件的归档案，而对某些斗错了的人只简单地宣布一下：“某某没有政治问题，但有许多缺点”等等。便算结束，这样怎能平民愤？党委是否觉得自己骨头硬，斗错了给人道歉是“奴颜婢膝”呢？直到目前为止，党委仍然认为肃反总结中这一条是对的，即：“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我请问至少在外文系、中文系、物理系、历史系您们所估计的成绩是主要的吗？同时总结中提到：“错误应由党委负责，与各系支部无关”。请问具体工作是由具体的人来作的，怎能说与他们无关呢？我老实地告诉您们：党委的负责幹部！大家有意见，首先还是对各系支部和那些“积极分子”，而其次才是对党委。假若党委用“包干制”的办法，把一切包下来，就会使这些幹部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对人民内部的矛盾认识不足，整风时不能提高，今後仍然脱离群众作不好工作。至于党委的总结，我看有重新估价的必要；因为很多人对它不满意，这种不满意的情绪和党委的看法应当算作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吧！
以外文系为例：外文系有一位“支部书记”(实际上是个预备党员)，为人是自私自利，处事是手段毒辣。在肃反时对外文系的群众，除党员而外，普遍地请客“洗了澡”，假若真是给大家洗洗灰尘倒也不错，但可惜他把水烧的太开了，经过这次汤澡，再加上“积极分子”的“搓背”，结果把外文系搞的一塌糊涂。而在肃反後，他却成了外文系党的“化身”兼系秘书，而系主任却是一个挂名的傀儡，所以来自教务处和党委会的一切指示，由他个人处理，甚至系里的大小事都要问过他才能执行。工资改革时他是一个当然的委员，经过他的初步意见，我系党团员的级别一般的是高于群众，而在群众中有三个助教(工作了三年)却评为十二级，他个人却羞答答地评了一个七级讲师。在他完成了这两项“伟大”的任务以後，便赴京进修而去，要知道在外文系想争取到一次进修是极不容易的，大家不健忘，他这次是第二次进修。同时他过去在系里教学工作量也是最少的，所以我说他是“吃苦在後，得利在先”，党员品质丧失净尽。
工资改革在我校也是件大事，但行政上是用极不民主、极愚蠢的办法决定下来的，具体办法就是让全校人“排队”，决定草案，但草案公布後又不准大家讨论和修改，便付诸实行，因此大家都有意见。请问为什么草案不能让群众讨论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呢？这种作法我看扣个帽子就叫“官僚主义”，建议党委和校行政应当在这次整风中，找出我校的主要矛盾。加以解决，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挖掘一切潜在的力量，为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原载新山大267期)
肃反在山大搞的热火朝天，结果搞错了，数学系有的教授走了，马列室教授也离开了。我在肃反写了七次检讨材料。外文系陈家咏是党棍子，东打西打，对人非常冷酷，全系在斗我，最後党派人宣布无政治问题，而大谈其我的缺点。四年来党委从未找我谈过话，斗完就完了。我希望这些党员应开诚布公的找我谈谈。有些积极分子与国民党特务无区别。当时，我有旧画报，包了书皮，上面有希特勒的画象，他们抓住了这点，说我崇拜希特勒，反苏。
工资改革冤声载道，同样的助教、党团员就比我高，我为什么低呢？因为“作风恶劣”。可是我教三班课，并不比党团员少。
肃反後，已基本没问题，但却让我作些体力劳动，扛图书，画表格，有些工作资料员不作，工友不做，也不找临时工做，而叫我去作。
外文系一开会就是势不两立，针锋相对，主要矛盾是团结问题，建议会前，党团员应很好研究一下，多做些思想工作。(原载新山大266期，1957年6月8日)
来源：《山东大学右派言论汇编》第一集（山大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编，一九五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