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谈我们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在其他大学也产生，这不是个别领导人的问题，而是工作作风问题，这个作风与苏联有关系，与斯大林有关系。如苏联小说中都将党委书记神化，党委书记来了，就解决了难题。因此我们国家也是将党委书记的话看成圣旨，党委书记的话就是领导，肃反中甚至说对党员发牢骚就是反党。这个错误要首先在国家得到纠正，这与匈牙利、波兰的事也有关系。人民日报也有“收”的意思，什么人在“收”？是高级领导。在文章中有这种味道。
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新的任务，自然要学习苏联，在大的问题上错误难免的，但如果小的事情均说错误是难免的，就要打“？”了，党员不懂业务还要装懂，决定一切事情。过去我们数学教研组也提过不少反对意见，但曾为党支部摇头。党委既不懂业务又要决定贯彻一切事情，即使是很民主的，不懂业务也办不好，办学校一定要懂业务。现在学校党委制的权力应有很大的限制，否则学校很难办好。这是否放弃党的领导呢？苏联现在除了总务付校长外其他校长都是教授博士中选举出来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现在办了坏事还不知其为坏事，如果知道就不办了。
我们学校办不好这与风气有关。办好学校要具备好的风气，解放以前我们学校还培养了些特殊人材，解放以后就没有，官风压倒了学风。现在同学不愿意多做习题，特别不愿做类似的题目，只要原则上知道就好了，这是党委的影响，不管什么事情都提高到原则性高度。我看原则性的结果等于“○”。再如培养独立工作能力问题，与党、团的教育及年老一代的工作方式方法均有关系，现在年青一代的“八股”年老一代的人应该佩服。他们的“八股”来自何处？这不是娘胎里带来的，这令人痛心。现在向科学进军，要12年达到世界上先进科学水平。除了依靠年青的以外，还要年老的跟上去，但年青的后勤部队跟不上去。
为了推动一个工作，不惜用各种方法，不实事求是。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写了一封信登在高教通讯上，我看了真气死，说：“思想教育工作对同学的独立工作能力很有帮助”，这点我很不同意。我们学校派来不少干部做思想工作，这些干部对知识分子的特性有什么了解？对教学工作有什么了解？（知识分子的提高不是靠“念经”而是国家的成就）。
办好学校要先生好，同学好，风气好，党委不懂业务就很难辩明好坏，有时应用行政手段制造不好舆论，例如过去说数学教研组讲义不统一。
董太龢先生说同学的大字报是“泼辣有余，尖锐不足”但是，同学知道的东西太少了，年老的也只知道大概而已，知道得详细的是党员同志。他们现在还不肯动，不敢动。如5年前一个同学王伯群（团员）说：“他写了三封信给解放日报，说过去刘丹、刘亦夫有宗派。”究竟有无宗派只有党委知道，要请党员同志来放。同学们已经讲得差不多了，已没有炮弹了，党员不是心中无数，为何不说？
张树森所犯的错误应追根到底，严肃批判，因为他们犯错误影响是大的。
我们党外两位付校长也是有职无权的。
今天党委负责制有改变的必要，让党外人士来领导不见得走向资本主义。或者还会更快地到社会主义，因为他们虽然马列主义水平低，但是懂业务，马列主义水平高而不懂业务的人只是教条主义。
来源：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资料室编印《右派言论汇编（内部刊物）》，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