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往任何运动中，党团员总是走在前面的，难道这次要批评自己，就应当“避嫌”吗？一切工作都需要有党领导，群众拥护党的领导，我们要求党委会及时表示明白的态度，掌握起运动的脉搏来。
学生会开放民主墙，揭露出很多问题，这是个好现象，可是不同的反映也就跟着而来，听说除了个别班的党员同志主动接受意见，领导群众，与群众一道来揭露和解决矛盾外，较为普遍的是观望和沉默，也还有平日作风恶劣的党团员，经受不住批评，在背后指手划脚嘲讽群众，甚至唱“对台戏”。这种现象如不立刻改变。实在也不能令人心悦诚服。墙报上的确有不尊重教师和向党团员进行人身攻击的偏向，或者仍然以不实事求是来反对过去党团员的不实事求是，这不过说明青年同学缺乏经验，容易冲动，领导应当向群众解释清楚，指示正确方向。更应当充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能够明辨是非，应当看到整个趋势是健康的，从而鼓动大家毫无顾虑的鸣放。譬如六月九日的学校布告就对此估计不足，没有充分肯定民主墙的成绩和鼓动群众的积极性。再从校刊、座谈会以至云南日报的情况看，都使我们感到鸣的不够放的不多，畏首畏尾，气魄不大，事实表明基层党组织不能大胆贯彻中央的政策精神。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还有话未说，这不能单纯责备他们不坦率，如果领导有方，客观条件具备，问题摆出来的就会更多更真实。如关于肃反运动打击面过宽，先不掌握材料而一味“逼供”，普遍怀疑以及一些工作人员作风粗暴，指在脸上骂人等等问题，我系教职工在四周学习中有人还根本不敢谈，有人只枝枝节节谈了一点。不趁这次谈清楚，问题仍然存在。貌合神离，肯定会影响工作积极性的。
我们认为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党委和校级领导既要领导群众前进，教育群众、又要老老实实承认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尤其要教育所有党员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群众一道来揭发和解决内部矛盾。党员同志绝大多数品质都很好，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然而他们普遍有骄傲情绪，自以为高人一等，不相信群众，有时盛气凌人，主观武断，“三害”在每个党员身上几乎都有反映。他们平常光批评别人，很少批评自己，现在要整风，思想一时转不过弯，老是背着“我先进，你们落后”的包袱，听不进群众的尖锐意见，群众无论如何不会满意，对今后的工作没有好处。少数品质恶劣，作威作福，违法乱纪的党员，尤其应当下决心割掉身上的毒疮。党员同志在这次学习中一般都担任领导，这是应当的，但党委会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否则一些人难免会对下压，对上报喜不报忧，把政策精神打了折扣，达到掩饰自身缺点错误的目的。
教授的工资比副教授的还低，试问这是合理的吗？可是工资评议委员会，专横独断，不听老教授的意见。当我们提到为何把张为骐教授的工资评得低于某副教授时，中文系刘尧民主任说，他曾经力争过，并且说若不比那位副教授高，至少要相等，绝不能降低。可是评委会却硬把他压低了。这件事党委会知道不知道？作为系秘书又是党委委员的王兰馨同志并非不了解，为什么没提醒行政和党委会纠正这种现象？实际上这只能减低老教授的积极性。
评委会的标准是什么？从那一点应该评的比那位副教授低？是按才资的标准吗？如果你们不了解情况，不懂得什么是学术水平的话，最好去听听并尊重老教授的意见，听听同学们的反映吧！你们这样做，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也不是走的群众路线，靠教授来办学。
汤鹤逸教授的情况也是这样。
请校长和党委会迅速纠正这种情况。
学校对教师的升级问题，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一样的人物，却有着不同的待遇，比如，中文系的王兰馨先生和范启新先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觉得如以年资来说，王先生到云大工作，那时还不满三年，而范先生却已工作了七年之久；（王、范来时都是讲师）如以学术水平来说，我们不很清楚（因在云大时期，他们没有什么论著），然而就讲课说，同学对王先生有不满意的，也有极不满意的，范先生虽则有不少缺点，但所讲的东西，的确他也曾钻研过，还有一些独到的见解，至于他对同学的关心、负责，那真是令人钦佩的。（譬如在辅导论文过程中，他不仅积极的主动的帮助同学，还尽量把自己珍贵的参考书借给同学等）
来源：《右派言行集（上集）（全校教职工中部分右派言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一九五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