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记者访问了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禄国藩先生。
一开头话题就谈到最近这些日子报纸上的大胆“鸣”“放”问题。他认为这些日子报纸上登得多了，只是云南日报上登的一些发言摘要，把要紧的话摘掉了，接着又带说带笑地补充了一句：“这是听别人说的，是别人的反映，我倒没这个感觉。”
然后谈到了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他说：我在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只说了一部分，问题是很多的。我们帮助党整风，把党整得纯洁就好。但是现在党确实有很多问题。党犯了“三害”，这会使党的核心力量受到很大影响，当然这不是党所应有的。现在的共产党员新的多，老的少，新党员不见得都体会了马列主义，所以整风要让他们警觉起来，但是光提提意见，党员不学习，对党员不教育，不见得解决问题。共产党之所以了不起，就是因为有马列主义，不然也和我们差不多了。如果把这个都忽视了，就糟糕了，现在犯“三害”就是丢掉了马列主义。
他说：本省的“三害”是很普遍的。如今年春天，我去社视察，了解到昆明市食品公司1956年的收购计划到去年底才到基层单位，这样整法还得了！食品公司供应站每年供应多少物资、供应多少人的具体情况，我们要了好几次，就是拿不出个数字来。可见这些人的作风！这些事领导都不太了解。
人身自由没有保障。过去劳改犯，判刑时一样法律也没有，根据什么判呢？
他又谈到：主观主义就更不要说了。法院里判案子，只有婚姻法等几个条例，其他的法都没有条例。我们参观过人民法院判案子，有一个案子判了四、五年徒刑。我当时问他们是据根什么法律判的？他们回答是“根据犯人的犯罪情况，然后审判长、审判员等几个人开个会研究研究就定了。”我说：“这不是你们的主观了嘛。”这就是没有根据，只凭主观，所以我们这个法制国家，一定要把法律订出来，国家的法制应该完备。过去做得不够，人身自由就没有保障。过去劳改犯，判个三年、两年劳改，判刑时一样法律也没有，根据什么判呢？犯人劳改，到底劳改成什么样？也没人管。各个地方的公安局还可以随便给犯人加刑，剥夺人家的政治自由；公安局哪有这个权利，制定法律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法院掌握处理案件就有问题。以后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处理，没有法律就不好办。法院明明正确判了刑，我偏说判得不正确；法院判人家5年徒刑，我说重了，你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根据，或者我也可以说你判轻了。
过去新民主主义阶段，非要共产党不行；现在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应归法制阶段了，要根据宪法办事。政府还是要受共产党的政策指导，但是只能是在幕后指挥，不能亲自出马、这个问题，共产党中央也没有转过来。
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他认为：以后共产党和政府要明确分一下，不要党政不分，党通过国家机关行使权力，党只是掌握政策，不能直接行使权力，只能通过国家机关来行使。
我们的民主是集体领导，现在先不说是那个专权不专权，就是要达到集体领导的原则，要大家商量，解决问题，共同负责，不要共产党一家包办。
谈到职权问题，他说：现在由上而下都存在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我们的民主是集体领导，现在先不说是那个专权不专权，就是要达到集体领导的原则，要大家商量，解决问题，共同负责，不要共产党一家包办。现在对有职无权问题反映很多，实在是这样。如果一个副县长是党员，就可以处理一切问题，不管非党员的正县长，放着集体领导不采取，这就是共产党有特权。有少数党员成熟点还好一些，还商量商量，但许多许多都是包办。他还举了个例子，说是有个学校，一位党员副校长要到外地去参加会，留下一个条子说：“所任职务交校长代理。”禄先生说：像这类笑话不在少数。当记者问他这是哪个学校的事，他笑一笑说：我也记不清了，这是听到别人说的。（原载云南日报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