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派主义：1．突出表现在党对解放前写作同志们的正确估价问题。包括文化局与省委，一直没解决。问题不解决就会压抑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这些人历史上有些问题，这是估价的一方面，另方面他们对国民党不满，爱国，对共产党是响往的。但是，对他们不能大胆信任与使用。他们较年轻人有修养这是事实。因得不到信任，他们在一起谈起时一方面愤懑一方面也感到伤心。与文化局合署办公好处多大，需重新估计。人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具有多大讽刺。我与陈局长交往，只可感到他是叫我反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局秘书公开问我要文联的资产阶级思想，除此之外，他们一次未讨论过文联工作。只有当作局内科室的一般领导而已。我们都怕见陈局长，陈局长与苏主任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涯。苏主任不敢见陈局长，怕陈局长“刻”他。文联情况是有人撑死有人饿死，领导上只看到南丁克西李准，但青勃要出第七本诗集了，别人都达不到，够上高级知识分子的文联不在少数，而省委却看到少数几个人。创作组取消无命令，对创作组同志的安排我全不知道。我要求全面，要求省委不要偏信偏听，以上所谈是宗派主义大症。
2．文联有些党员成为天之骄子，护长护短，没有批评，我接受惠敏对我的批评。如嘉季，从编辑成为主任，我是同意叫群众批准。记得继扬去北京由嘉季看稿样，出了很多错，嘉季就认为继扬是故意打击他。为什么非党同志检查党员工作就是打击。嘉季过去工作一贯发牢骚，编辑部同志都知道。后来取消编辑主任，也是考虑他在继扬之上不合适。再比老宋与赵连崐，老宋不如赵，却到处训人。老郭派值日不叫仲宇值班，而编辑部主任却要派上，为什么，这是看人不同。去年河南文艺的总结，认为有很大提高，实际把文化局总结都写上，批评却很弱。总结是嘉季写的，有意夸耀自己。苏主任有职无权，不仅是人事工作。驻会常委形同虚设，也无权。如剧协的成立，常委不知，行政会议没研究，甚至党内也没研究，只是少数同志决定的。
对仲宇同志的意见：1．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有人说文联两个主任，不知到底谁是主任。这话听听有好处。仲宇对上也好平级也好，没有足够的工作；2．甩手领导，布置工作总是你干啥他干啥，自己没工作。写总结，也很少自己动笔。如对外联络局要个材料，本是你或秘书写的，最后却叫我干。机关小，应该事必亲躬。苏主任评价是“坐不下来”。继扬说“优哉游哉”。摆不好位置再一原因是不尊重别人。如在中南座谈会上我说句开玩笑的话，仲宇马上接过来很难听的回击我，没忘记他是办公室主任。再者仲宇以肤浅的三字经来代替复杂的思想工作。如对陈其通的文章他没看而在小组会上还能谈一个多钟头。去年创作会上的总结，也是各部凑的，自己未认真研究。平日东奔西跑太多；3．对文联宗派主义缺乏认识，在我们小组上仲说：有宗派主义吗？是情绪吧。今日应该思想上重视起来。实际上几乎已成为孤王寡人。
对文联工作的几点意见：
1．机关作风，衙门化应变一变。建议行政工作是否应成立书记处。不成立也应解决办公室与业务部门的关系；
2．通过整风应解决文联与会员的关系。文联是群众组织，与群众工作有差别，通过它要贯彻党的意图，另方面也要保持它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应代表文艺工作者向党和政府请命。我们和工会与党的关系相仿。我们应把群众意见向上反映，不然就会脱离群众。当然这并不是说它要与党闹独立性的意思。我感到应争的还要争，应代言的还应代言。
谈谈我的心情。肃反以来，感到心情寂寞。失去很多朋友。在党内把我看作与国民党区的某些同志有瓜葛，或有宗派集团，因之我失去很多朋友，支部内谈过，也没人给我坐下谈谈心。党外同志认为我是党员，因之也失去了不少朋友。我与河南文艺界的联系，是我被查审的内容之一。我只愿再谈一件事。即文代会上金伞同志的报告传达中央的精神，代表听后大哗，特别是文化局系统的干部，认为是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我与陈建平同志意见不同，叫我发言批评苏，我事前征求了岳明和李蕤的意见，他们也认为不好。这件事被陈说我是泄露党的秘密，甚至认为是宗派。这些文艺界的朋友，这都是反蒋爱国的，肃反中再三深思，想不起有反党之处。我不知为什么党为这些人有错误的人撑腰而压抑我们。陈苏不团结，陈应负主要的责任，而党却护长护短。这些有错误的人是不是应该能代表党呢。再举一个例子。那次整风，甚至这次整风之初还有人认为光整党没意思。肃反以来苏没负责，但那次检查工作还是集中到苏头上。为招待外宾我替苏说了两句话，支部会上老宋就批评我：“你考虑考虑你最近的发言立场成问题。”某些党员成了天之骄子，思想骄横（昨日长俊说的恶霸我不同意）。我认为党应教育党员守正不阿。我是党员，但党内无朋友，仲宇给我谈过三言两语，青年同志谈话我也插不上嘴。党外还不知我干些啥事。如有次为丰村文章我与苏主任争吵，仲说我：你那次跟我谈的你忘了。苏主任接一句：“我就讨厌背后嘀嘀咕咕，有意见咱们当面打一顿也可以。”这话我听了心中很不安。我赞成大家通过这次整风都好好坐下谈谈心，大家都是朋友，为什么这样都有沟墙。
再谈谈我的工作。我坐在办公室工作每周开信封、封信封，上班前打扫桌椅……要占去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二。理发师还有个助手，我的工作还不如理发师。送给作者些稿纸我都不能作主，要送还要写条子看老宋的面孔。文联工作今后究竟应如何，这次整风中应真正研究解决一下。
我的工作与我的研究工作矛盾。我想去作研究工作，这也是个老问题，我谈过培养个县级干部也许要五年，而培养个能独立工作的研究工作者恐需十年或二十年。我想去教书，或者专业。我并不注意级别待遇，但头上添了白发还没个专业方向，其苦恼是比什么都大的。
报上有些言论，令人愤怒，予以批评是对的。但还总算是思想问题。我们机关还首先在放，而不是收，说错了也没关系，谁也不能保证不说错话。吃饭时听说出版社已经有人顾虑，其实也不必顾虑，即如有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内部问题。
认为文联的在旧社会工作的同志落后，是以陈局长为首的党组的看法，这看法也影响到文联的党员，例子前日谈过，今日不再说。
会员批评我们“文而不联”。我考虑这关系到对文联的要求，也是数年来未解决的问题。党究竟要文联干什么？从1954年合署陈局长的意图看，要文联搞文学创作，音、美、剧都由文化局搞。从此后我们切断了与这些工作部门的联系，因之有些剧团给我们提意见说：“不知你们是干什么的？”这是第一个原因；但是文联初成立时联系的面是比较广的。合署后联系面小了。这是文化部的决定，也是上边某些同志思想的反映。据王镇南谈，剧改会某些同志就限制他和群众广泛接触。这也是宗派主义，是第二个原因；第三是文联联系群众，会员反映文联没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联系起来，而只是联了身边的，这是三；还有个原因是不敢接触，特别是肃反以后，人与人不敢接触，不是六亲不认而是六亲不敢认。有些是避而未恐不远。昨日继扬与苏主任谈的心情，可见内部还联不起，何况对外边联。这些确实是肃反中斗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结果，恐怕不仅文艺界如此，知识分子间恐也有这情况。文联前就存在这样论调：谁接近落后谁就一定落后。于是人与人的关系成了不是正常的关系。如对陈雨门，创作好多年，谁也不敢替他说两句公正话。我就常被批评的立场不稳，最近我说了几句凭自己看法的话，就被认为成问题。我认为这是造成文而不联的四个方面。这次整风，我希望省委研究一下究竟要文联干什么，守住一块，还是通过它来联系群众。
其次，河南有没有棍棒？报纸有次谈河南的文艺批评主要是不活跃，实际上我认为批评是粗暴的而不是没有。粗暴的表现在文字与口头两种，这次去开封有刘炳善、陈雨门、安澜三人。都是被粗暴的批评打下去了的。陈雨门被批评后写检讨，唯恐不深，但写后几年不服。对创作热情有打击。安澜挨批评后，中南会演约安澜，不叫去，安澜写的材料换上文化局的封皮作为材料，批评他后，他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的“七夕泪”也不继续出了。这是无形的文字粗暴批评。对刘炳善的批评是和行政令命结合的口头批评。具体表现在禁他的“李闯王”。他要求回郑来谈谈。
处理业余创作的确有如长俊谈的困难。以前曾利用过社会力量，但各人都有工作，也有困难。
同意老郭发言。仲宇与同志相处，有时啥事都叫人办，有时又不与人商量，老郭说是主义作怪，我看是习惯。你告诉人些事，有人照你的话办了，而你又变了。你不是谨慎的提出问题之后就想尽办法去贯彻，而是凭脑子一阵热去办事的。
（根据记录整理）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