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萧斧，男，现年41岁，江苏青蒲人，汉族，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兼地主，本人成份职员。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因为团员在整风期间不发言，徐萧斧叫马思周轰团，用旁敲侧击的办法，不直接说。第二天马思周就向团开火。徐萧斧夸耀自己向团开了头一炮。以此向马思周点火。
他曾经很偏激的说：“我根本不叫我的儿子入团。”
王××揭发：徐萧斧一贯是仇恨党团的。讨厌刘×(团支部委员整风时曾在小组会上为肃反政策辩护过)，说他死死板板，整风时一贯为党辩护。
姜××揭发：整风期间，徐萧斧在会外到处散烟幕，说党团员打埋伏，团员整风不积极，从前整别人时(指肃反运动时)一哄而上。
徐萧斧在整风期间，广泛的向团员喊了话，企图使团员和他一样向党进攻。
他知道科学院助研以下没有假期时说：“人家说共产党善变，我看一点也不错。”
徐萧斧对王说：肃反时开会我坐着听听(他是审查对象)，开完会，把记的纸拿去擦屁股，下次会上谈一点，应付应付。
他跟彭说：这次(指反右派)逃不了，要挨打，并说：肃反时他有问题，晚上还是一样写语法稿子。
反右派开始后，他对王说：“我过去只谈了三个问题，记得很清楚。”缩小谈的罪过。
并向王说：“少说话可以不让人家抓住小辫子，越辩越辩不清。”
第一次批判大会开了后，他跟王说：会上大家列举的解放前后的事实我比你们知道的多，谈起来一天半天谈不完。他对肃反的攻击，说他是根据西北设计院的材料，我们批评的是根据语言所的材料，不能说服他。
我对王××说：“这次反右派，反的人是有组织的，被反的人是没有组织的，没组织的一定垮。”对不敢有组织很惋惜，很不服气。
在会外他经常和他接触的同志说：“你们去检举我吧”。并说：“立场是立场，咱们好是好。”对这些同志说这话时，不是同一时间恰恰都是这些人检举了或准备检举的时候。以此来威胁对方，使对方不去检举他。
反右派运动开始后，一次他和右派分子潘慎在海淀喝酒时说：讲话要考虑效果，动机，受不了。
姜得元在会上揭发了他，会外他对潘慎说：姜得元这小子给了我六条罪状，有的我还不承认呢？
整风时徐猖狂向党进攻，可是在办公室主任老岳召集全所工作人员大会，作处理问题的报告时，他对此却不感兴趣， 坐在办公室里没参加会议。
马思周揭发：徐在鸣放期间很活跃、高兴，到这屋里谈 谈，到那屋里谈谈。鸣放期间，马思周重点谈肃反，蒋希文也谈肃反，徐对马说：蒋希文老谈肃反问题，多没味，以侧击的方法向马点火。马在下次会上就谈到中宣部里里外外都是骗人。
姜在一次会上对刘××意见表示不同意时，会后他对姜说：“你不说，我也要说了。”鼓励姜，向姜点火。
王××跟徐说：“你要好好检查。”徐说：“要考虑。”第二次批判大会时，他说这是骂出来的。
姜××揭发徐萧斧整风中行为是小心的，深思熟虑的。整风初，他说有意见，姜说你为什么不发言，他说：“语言所地位比我更巩固的还没有说话。”徐会里会外支持，鼓励所里的右派言论，打击刘坚说刘坚歌功颂德的不是时候。指着刘坚在黑板报上的文章(这篇文章批评徐曾登在黑板报上的攻击团的文章)说：“共产党批评他的是危言耸听，难道这样歌功颂德的就不是危言耸听。”
苏××揭发：过去工会小组开会，经常迟到。人家开会，他吃馒头夹香肠。讨论八大文件时，从来不发言，有时插入冷笑。
马思周揭发：徐萧斧观察事物很阴暗，对肃反咒恨，并不受任何人影响。说肃反被斗是胡闹，在工程界搞文艺的都怀疑是胡风分子。
徐曾给王××介绍西北设计院(徐曾在此工作过，肃反过曾被审查。)肃反情况：有个从西北美专分配去的同志，事不多，自己也要求调动工作。因调不成。在肃反中搞了他一下。又说肃反中有一组已经搞完了，为了不影响别组，又把一个有思想问题的人提供出来搞。
单耀海(山东大学毕业)说：(“吕荧、华岗没有什么问题。”徐笑起来说：“通通搞错了。”
姜××揭发：徐对肃反很不满，因为他喜欢接近人，团员就无根据的攻击他。
徐萧斧在会场内骂汇报的人是义务警察，他对汇报有歇斯底里的害怕。对姜××说：领导喜欢一些爱汇报的小人，使他工作束手束脚，一举一动都有人汇报，他见了大辞典的一位同志莫衡，问王××：“他是否党员。”知道不是时，就说他是否会汇报，他曾在周定一家里吃过几顿饭，曾在北海谈论过吕先生的文章，他曾给好多人说，有人把这些事汇报给罗所长，为此对汇报制度和汇报的人很仇恨，他甚至怀疑他的每一件事却可能有人汇报，他曾给白幼竹说：我喝啤酒将来党也能知道，意思是说白××(团员)可能去汇报。
宁×揭发：徐在中国语文看稿有宗派。
徐对彭楚南说：所内有两派，中研派非中研派，前者排挤后者。他对李、董说：语言学界东北是一派，上海、南京是一派，北京是一派，而北京又分两派。并说张是理性主义，吕是实用主义，朱是结构主义，陆是学院派。
他对姜说：所里互相忌妬，勾心斗角。说所里有宗派：研究院派和非研究院派。说所里排挤人，很多人被排挤了。他对很多人说语言所格格不入，人情淡薄是非多，并说语言所撵人之风甚盛，撵走了黄、蒋、张等。给王××说：黄抄了吕叔湘的文章在语言所呆不下去了。
他对句型组工作悲观(徐参加句型组工作)，说吕叔湘、陆志章意见不一致，在句型组不说，却在会外散布悲观空气。
王××揭发：徐对语言所评薪不满，说彭××只有八级，其他单位不会写文章的(彭经常发表语言学方面的文章)都有七、八级，进行挑拨。
郑×揭发：徐说吕先生，“文法要略”例子多，又乱。但在吕先生面前却显出一付奉迎的态度，说“修辞讲话”外边很需要。表现了两面派手法。
主要的一面是兴奋的愉快的，此要的一面是沉重的，即民主生活受限制，宪法上规定的权利有很多徒有其名，居住自由，部分人有，迁徙不进去，游行示威自由，除非上面布置的，否则没有，人身自由在运动中就没有，言论自由最成问题，甚至一颦一笑也成问题，我在西安时就因为看一个文件笑了一笑就被训了一次。
在旧社会里我的言论自由更多一些，常常骂国民党，但从来没感到受人管过。以后听说实行警管制，也没有管到我们头上来。现在的义务警察太多了。
喜欢发言的人有这种情况：一种是体会专家，无论他从哪个报告中都能体会的头头是道，完全符合文件的精神，一种是唯唯诺诺的应声虫，一种是根本不发言，一种人是专讲反面意见，但叫人抓不住小辫子，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一种人。有什么说什么，但这种人常常也学乖了，不敢说了。这样就培养一些义务警察，尽打小报告，就是所谓积极分子。我承认积极分子在别的方面可能是很好的，但在这一方面我看不好。所以这样，是领导上向积极分子要汇报，可是有时反映的情况不确实，不调查研究，结果盲目听从，有些人还故意利用一些矛盾。这次运动鸣放就是开言禁，不好意思说开言禁，只好说“鸣放”，这次运动是不是一阵风？中央可能是想开展下去，如果开下去，我们的发言就没什么，这样的话，说话的说惯了，听话的也听惯了，究竟是否能扭转民主生活，我没有信心。如其不能，我们这些人就变成闹钟，变成马蹄表。而且还要算帐。
如果说没有肃反工作今天就不能开这样的会，我不同意，到底肃出了几个反革命？反革命分子百分比的估计也不正确。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多数团员同志发言不很踊跃，而且轻描淡写(“和风细雨”)。我曾经就这种现象同某几位团员交换意见。有人说，这样的看法不符事实，要跟我数指头，说谁谁谁都至少发过一次言。有人说，发言的确少，但是态度并非不积极。这些话是否“违心”请团组织分析情况，自然会找到答案。有人说，发言少是因为来所不久，接触面不广，看不出问题。抱这种见解的人比较多，因此值得捉摸。记得肃反运动中间，很多团员(不一定指本所的)平日对斗争对象绝无交往，根本谈不上了解，但是“一声号令，三军出动”，天天有言可发，而且滔滔不绝；即使什九是捕风捉影之谈，出言也毫不踌躇。现在帮助党整风，对党提意见。共产党是拥有几百万党员的大党，从全国解放算起，执政也有七八年之久。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党的领导下生活，而团员同志一般地又比较靠近党；并且对党提意见，也不限于针对所的党组。我很难想像，他们对党的一切措施会比对一个素昧生平的肃反斗争对象更不熟悉，更不了解。留学生和华侨，一进国门，往往就有不少意见，难道久居国内而有较高的“政治觉悟”的人反而会没有意见，或者意见很少？再从个别团员同志说，来所比谁都迟，何以意见比谁都多？我不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原因是计较个人得失，在思想上有顾虑。但是至少是没有认真动脑筋。或者可以说，是由于多年来的习惯，只会从对党歌颂上动脑筋，而不会从对党批评上动脑筋。仿佛一向认为想一下党的缺点，就是立场不稳、思想不纯，甚至大逆不道，反党叛国似的。
最近“晴雨表”上有了点变化。于是出现了这样的论调：反面话已经说尽(？)，正面的话不便说(虽然还是说了)。言下大有“再要我说就只得专说好话”之意。在心里上似乎以党的卫士自居(其实对党提意见也正是为了党的利益)。甚至从说正面话的人和说反面话的人之间分出“你们”“我们”来了(拆墙？)。我不反对“说好话”，但反对“专说好话”。专说好话不是帮助党整风，党也未必需要聘请辩护士(有目共睹的成绩本身就是)。至于各报管批评缺点的话叫“反面”，管肯定成绩的话叫“正面”，措辞就值得商榷。批评党的缺点，是在党中央号召下进行的，何以是“正面”？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未尝不可管前者叫“正面”，管后者叫“反面”。但是“反”这个字总有点刺耳，最好不分什么“反正”，换两个字眼。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