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所讲的有两个，一是民主问题；二个关于有职有权问题。
过去对民主是感觉不到的，我们有人提出关于民主问题时，领导上总是习惯于用「你要什么样的民主」这话来解决问题，其实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一、民主问题：对于过去我们有没有民主，人们是不是把真心话都说出来了，这是远远没有估计到的。整风开始，院领导对情况估计不足，一下子打来了，群众意见很尖锐，就立刻很被动，从整风整个过程看，领导就一直没有走到群众的前面。过去对民主是感觉不到的，我们有人提出关于民主问题时，领导上总是习惯于用「你要什么样的民主」这话来解决问题，其实能解决什么问题？譬如：邓拓的报告提到：你们想想人民日报到底是「什么」报？你所要的是「什么样」的新闻自由？的确我们领导就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这样的结果是使党外人员虽然不服气也就不讲话了，消极了；而党团员却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也不说话了，培养出来的人都是不能独立思考的，一个「立场」问题就把一切概括了。我觉得有意见应该提，不满意为什么不能提呢？我们的人民日报对于犯了错误的事就不谈，这是「家丑不可外扬」，如猪肉的供应问题，那时大家都吃不着猪肉，很有问题，但天天登报总是说：「这是因为增产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为什么不向人民说这是商业上犯错误的结果？为什么不说商业部部长为什么换了？商业部部长的撤换是从参考消息上外国消息中看到的。为什么对人民隐瞒？纸包火能行吗？这是愚民政策。邓拓的报告大家都反映质量低，也许我有偏见，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质量低，人民日报质量怎能高？我认为人民日报没有完成「让人民说话」这个任务，只报喜不报优，其实，愈这亲人民就愈不满意。
以前认为系里助教和选拔留苏生是党总支的权利；现在认为党总支的做法使党外同志有职无权，是很不正常的。
二、关于有职有权的问题：我想用我经过的过程来说明这个问题。58年我刚到石院来，谁也不认识，科学秘书天天来给我谈一套，就象让我猜谜语一样。这样的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就开始找这个在背后的头儿，找了很久找到了，原来是陈景达。以后我就不再听科学秘书的一套了。我争到了做教研室主任的权利，从此以后我觉得我是有职有权的，凡事不通过我是不行的。但经过这次运动，我对这问题又有了我的看法。原来认为系里留助教和选拔留苏生这是党总支的权利，我没有过问的权利，认为这就是党总支的事。如留下的助教有好的，有中等的，这都不是经过教研室所同意的反正党总支说了算，也就不提什么。有一次留一个助教，这位被留的同志不愿意，就私下和一个同学商量调换，另一个同学很愿意留做助教，这个同志比被留的各方面都要好的多，我是很同意换的，但陈景达认为怕影响不好，于是就硬把不愿留做助教的留下了，我当时说留助教我没权利管，但不要派到我们专业来，于是就把这个同学改派到××教研室。还有一次是留下杨宝善做助教，不久杨入党了，但教研室给他的工作他就是不做，我很奇怪这样的党员，后来我找陈景达，他告诉我杨宝善要准备留苏，要念书，而且告诉我：请你保密，不要告诉张更系主任和张家环教研室主任，这是什么问题，这有什么道理？为什么党总支要决定这些还要向我们保密呢？我现在才认为这是有职无权的问题，是很不正常的。
我们学校不尊重教师风气很盛，我认为是党员带头。有一次我列席参加了系的党员大会，会上讨论为什么这次实习效果不好时，有的党员就认为因为导师是群众，无法做他们的工作，所以效果坏。为什么他们不尊敬教师？那是因为学生党员了解非常教师的底、历史、过去犯过什么错误，所以就瞧不起你，这能谈到什么尊师呢？
另外有人说党员在入党后，就三喜临门，杨宝善就是这样，入党、留苏、爱人都解决了，真是三喜临门。其实他有什么好呢？那些地方突出呢？象杨光华吧，入党以后就留苏，至少也是两喜临门。
来源：《北京石油学院反右派斗争资料汇集》第一辑(北京石油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编印，1957.10)，(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