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金伞：诗人，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政协常委、人大代表；栾星：作家，河南省文联创作部主任)
我同意栾星的说法，大家坐下来谈谈心，不一定大吵大闹。我也谈谈心。
我和党的距离天天在疏远。刚从北京回来，我与党无距离。党通过岳明，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信任的。党公开时我曾谈过：“我不是党员，我要以党员要求自己。”但现在我再不说这些话了。我也同冯局长谈过岳明团结非党知识分子信任我们，还是非常开扩的。距离是从合署办公陈局长来了之后建立起来的。以前牛运仓从省委开会回来，总是先同我谈，是尊重我的，三反实际上就是我领导的。与文化局合署之前本已决定不合了，而我竭力主张合，希望增强党的领导，工作上可以商量，也可以解决同志们的组织问题。谁知合署后一切希望均未达到，文化局支部没找我们同志谈过话，认为我们是落后集团，工作办得一团糟。从此工作要文化局总支讨论，如编辑部迫切需要添人，但是提出后总通不过，从此我就无权。陈局长狭隘，文化局不是党员不要，陈建平在文化局搞清一色，在文联不是党员他进不来。如陈雨门、孙艺秋、山思发，都不能来。陈雨门早年写诗，国内知名，我与任其翔约好叫他来，陈局长以“研究研究吧”。压下了这件事。师范学院要陈雨门教书，党不叫，说陈教不了。过去我检查过我与陈雨门同乡是宗派主义，今日可以争鸣一下，看看究竟是我苏金伞的宗派，还是陈建平的宗派？又如山思发我已答应叫他来，正在这时来了左春，是党员，结果叫左春来了。文代会选举委员，事前丝毫没同我谈，研究提名时我才知道了。我自思是叫我来筹备文联的，我算干什么的。八九十人中，连刚作几天文艺工作的人都有，而陈雨门这样人竟没有名。我提了意见（如果现在我就沉默了）叫添上陈雨门，陈局长一听面色仓黄，而周奇之脸色非常难看挡了回去。我也就算了。陈雨门反而不如做两天文艺工作的青年文艺作者。名单如何研究的？再说全国二次文代会，我是代表，列席代表却是陈局长推荐仲宇去的。同意李翎说的仲没写过东西，如果叫南丁学霈去，也还可以，总算他们写过点东西，更无论青勃索开老写家了。因为仲宇是党员。省文代会的报告，一直痛苦到今日。那次报告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根据当时讨论得热烈的问题；即周扬来也谈过文化休息、创作自由的话。我说创作自由，当然不是说骂共产党的自由，或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我只是想报告后可以解决些创作问题，谁知报告后会给我很大难堪，甚至岳明也很负疚，承认他看的不仔细。当时内情我不知，我想可能是文化局某些科长办公室主任之流（没有看过文艺杂志）听了以后感到有问题，汇报给陈局长，于是仓促开会，决定在大会上反驳我，使我立不住脚，岳明周奇之都发言反驳了我。我真是个罪大恶极的人了，又痛苦又后悔，直到肃反还怕做为一件罪案。想来，肃反中也会检查我这个报告的。最后结论我有很少资产阶级思想，我还是感激的。我不知陈局长是否研究了当前的文艺问题，听了周扬的报告没有。这事涉及到省委，张柏园部长偏听偏信，有次报告中还举例说：有些人主张创作自由。岳部长走后是张部长负责，张部长一次也没到文联来过，也没找我谈过话。
职权问题。肃反以后，吴省长找我，我还谈我是有职有权的。张部长纵然没找过我，也还是相信我的。刊物主编叫我当，自思我到解放区早，与一般民主人士还不相同。但有些事恐怕是处理得不好。如选举主任岳明是主任，陈是第一副主任，我是第二副主任。比创作，不用说了，文艺界威望他没我高，苏金伞在全国总还有人知道，陈为什么压在我头上？理由就在他是党员。分开办公以后，领导工作应该是我还是仲宇？党领导文艺工作，我认为应通过我。但实际我只看看“奔流”稿子，开开会。是否我的意见必须通过支部才能实现呢？从前牛运仓到省委开会，回来总是先给我谈，然后叫我布置。现在，仲宇没有一次给我谈过省委的意图。有时征求我的意见，那只是形式，因党早已决定了。特别是人事问题，总是决定了以后才告诉我，我当然不表示意见。运动中没打我关我，没有对待别人那样威逼我，我很感激，上街请请假，那时我也不是主任了嘛。那时仲宇跟我几次谈话，已肯定我是胡风分子，有人说我在水专是个什么，仲宇回来就逼我，庞嘉季叫我声苏主任，仲宇就大声责斥：什么主任。那时我心中真难过，上街见熟人不敢打招呼，也想到自杀。现在我和胡风的关系弄清了，而胡风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前日我陪的法国汉学家还问起这件事。他们认为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好，胡风这问题不解决，很被动，人家说那是没法律根据的。我就很难回答。这次整风这动中很多人也提出来了。北京青年学生嚷嚷，北京一些法律专家也要为胡风辩护。
再谈谈〈不能走那条路〉问题。
那时开会，大家都作检讨，还要承认是我们向党进攻。今日再谈谈有好处。我们当时错在不该转载李琮的文章，而转载意在不同意于黑丁过火的捧场，未考虑到转载之后能损害李准的小说。假如说转载错了，应展开讨论。但是却是黑丁给陈建平打电话，通过党内开斗争会的形式来解决的。对这篇文章我是肯定的，在全国我是第一个鼓掌，而且写文章，文章也在，我本无思想可检查，但也要检查，一次通不过，我只该说我是向党进攻才结束。回来在机关又开了一礼拜整风形式的会，大家都血淋淋的往外挖。过后认为收获很大，解决了思想问题，实际斗争会方式是解决不了思想问题的，我不知别人解决没有，我只知我的思想是没有解决的。思想问题不放在群众中讨论而放在党内解决，也是宗派主义。再谈郑克西在文艺报上的批评，对某些人，如对姚雪垠的批评就是不公平的。这问题也应在群众中讨论，后听某个党员说党内已经讨论过了，认为郑克西的意见完全对。这和陈建平的看法有关系，因为陈对文联就是这样看法。我想赵和我如果是党员而克西竟能如此写，陈一定要考虑考虑，而我们不是党员，那么克西说的无论对不对，都成对的了。
再谈谈我的入党问题。我已苦闷十几年了。我早已入过党，脱党后没作过反党工作，今日已作结论。那时党的地下工作者，甚至刘部长也都知道我，为什么今日谢瑞阶、吴林生、李嘉言都入了党，而我的问题未能解决。谢以前吃斋念佛，对共产党根本没有认识，李与我同时坐监。为什么？如果是省委的关系，省委都应该了解我们。如果责任在文联支部，为什么别的支部可以解决为什么文联偏偏不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责任在陈建平，我几次同他谈，要写申请，他不叫；我同周奇之谈，他说现在要解决青年们的问题。这些青年放在解放前不一定受得住那样考验。我以前的诗骂国民党，反饥饿，还是很深刻的。现在这些行动在那放着。牛运仓虽与我有些不愉快的关系，却很关心我这件事，领我到省委找领导同志。仲宇对我也比较关心。我希望党应该研究研究我的问题，以我的思想品质工作和有些党员比比。仲说：“高级知识分子放在党外”，那我回家种地，不当高级知识分子。
再谈谈肃反中我们的“集团”。作结论时说我们不是反党集团或胡风集团我已很感激，王民力说反正是一伙伙。今日再谈谈：为什么说我们反党，原因是说我与牛运仓个人之间有问题？其实我们谁反过党的领导反对过省委呢？李索开检举的，你积极，你当时是起义分子，你今日也可以谈谈究竟谁反对过党？凭凭良心你说反党集团是啥根据？把问题要弄清楚是应该的，所以肃反之后我毫无情绪，高高兴兴的工作了。我今日提出来，是愿意帮助党把工作做好的，党当时如果要稳当一些，体谅体谅我和赵悔深在国民党地区作的工作和解放以后的表现，也不会那样逼我们的。
以前我曾谈过嘉季、克西、南丁在下边说我的闲话，咕咕唧唧，不尊重我，有宗派情绪。仲宇不承认有宗派主义。我自知我的工作难作，党内不尊重我，党外也不尊重我。陈建平叫转载“春梅和秋莲”，马上就转载了，而我的意见在编辑部也行不通。
举这些例子，证明有宗派主义；根源在陈建平，看问题狭隘。我的感觉也许不对，提出作党整风的参考材料；如果对，希望采纳，如果不对，可以再批判我的思想。
党群关系问题全国存在，必须谈得具体，才能拆墙填沟。拆墙是双方的，非党员受党教育少，应负更多的责任，党员也应负一些。但究竟谁应负多少？可以检查一下，谁垒多少就拆多少，墙就没有了，问题必须弄清楚，党员也不要都担在自己身上，但也不要彼此庇护。象栾星那样摊出来是有好处的；党对我苏金伞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背后的言行，不利于我的工作的？这样就有利于团结。“六亲不认”我有同感，我就常想与老朋友们在一起谈谈心喝喝酒，对党无害，但我就不敢这样干，怕人说是闹宗派，肃反中就这样整过我。我认为党和非党同志，好的时候都可以在一起谈谈，不要认为是宗派。文联同志都在一起住，却不敢互相往来。我就不敢找索开、青勃、继扬谈心，怕说闹宗派。青年人不找我，如有德就说对我是敬而远之，这责任可能在我；而也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党员。我认为党与非党可以交朋友，不要总是党员在一起，同志是很亲热的称呼，但我们彼此叫同志却不交心。栾星说他寂寞，我们非党员感到怎样的寂寞呀。党与非党都在工作无甚分别，而有沟有墙就在彼此不能开诚布公相谈。我不是党员，我自思与党无隔阂，我与陈局长的意见，我是可以拆去这条墙的。我代表非党员说句话，我们是愿意工作愿意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党就是个核心，我愿党作为我的心脏，使它的血液流在我的身上。我们应彼此无隔阂拆墙平沟，党内外什么界限都没有。我相信我将来也能成为一个党员。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就怕大家有事不当面谈而在背后咕咕唧唧。
张部长来参加，对我们很大鼓舞。
前日我谈张部长很少找我，这是一方面，而我也没有积极争取。我现在要求文教部开会研究工作把文艺也排上队，我要求能参加这个会，虽然我不是党员。再者，凡是研究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情况的会也能约我参加。上次文联召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座谈会（指1956年开的），有人认为不好，意见纷歧，最后张部长结论认为是健康的可以继续开下去，这才给我很大支持。现在，根据咱们在省内与各市的座谈会，提出许多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时，如果能叫我参加，我希望叫我参加。
刚才李准谈时哭了。从前文化局总认为我们是一伙落后文人，去年周总理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时，那时正是肃反，文联好多人问题没解决，现在希望重新补上这一课。
郭复善对仲宇的批评是恰当的，电影训练班他要去学习，中南参观团他要参加，又想写小说又想写诗。十年来慌慌张张，象南丁他们参加不久的也有成绩了，而仲宇还是什么也没有钻进去。现在他坐到办公室了，作了什么工作？或帮助我作好文联工作也可以，或作好剧协工作也可以，剧协成立半年了，现在什么工作都没有做。总之应该钻一门。现在这样游来游去屁股不沾座是不行的。栾星说：他头发已经白了，我也提醒你，再过些时间，你悔之晚矣！在文联不如别的厅局，象文化局胡广文一样不学无术，可以靠教条吃饭，（栾星插：“坏事都坏到那上头了。”）在文联必须有一技之长，要钻研。
（根据记录稿整理）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