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若达、唐长孺两先生谈到史学会的问题时，向达接上说：“我是史学会秘书长，停止活动我不知道，打一电话来要我去就通知我停止活动。”
向达：
（一）科学院机构庞大，要重新考虑。全部一万二千多人，文津街有一千多人，太大。科学院究竟有几个院长、副院长、秘书长？有几个局？皆无法知道。我是负领导责任的，就不知道。如此自然发生你不管我也不管。我曾问张劲夫：二所的大门朝东朝西？他不敢讲，未来过。刘导生来过楼上，后面不知道。要这样多人做什么？坐在文津街做官。要做官该上衙门，不要到这儿来做官，有如张宗昌带兵。这些人根本不懂业务，日本京都大学代表团来，想了解戊戌维新，明治维新如何不同，一副秘书长以为奇怪。不懂，如何工作，应严肃考虑这一问题。有一局早已成立，后来才补一文来，称何时始用铃记，将来为科学院写年表就要成问题。
（二）发扬民主问题。历史一、二所分家我就不知道，应该大家商量商量。院部1955年决定考古所和一所合并迁西安，后来我们质问，原来是院部秘书长会议决定的，考古所的正副所长都不知道。党领导科学，但要交代一下，要与我们商量，要多采取些民主作风，不使我们非党干部工作困难。我搞不好可以卷铺盖走，但对工作是损失。如史学会无疾而终也未与我们商量。四月间范老找我去，又说要恢复，我说一发通知首先人家要问我，而且房子也没有。历史研究所分所问题于光远、胡绳、范文澜知道，是他们搞出来的。搞规划时，高教部对各大学历史系有多少人拿不出材料来。这几年史学界的人意气消沉，为什么不能信任人？六月六号我在院提过一次意见，张副院长、刘副主任有无雅量再来听一次？至今看来大概已听够了，不再愿意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了。学部有一通知称“历史一、二、三所自己培养世界史人才”，后面又改“历史研究第二所”，这是学部的指示。其文的第一部分又说世界史的人不够条件，把人家一笔抹煞。可见学部办公室什么都不懂。院务会议局长、秘书长参加，都是外行人指示内行人，先搞好一套，叫我们去摆样子。最记得的是苏联科学院代表团临走时，要我们去举手表示诚恳地接受苏联代表团的意见，我也举了手，但不知是什么会，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是扩大院务会议，从那次会上看出很戏剧化。大概苏联科学院也有官僚主义，未检查其所提的意见根本举了手而并未做。如关于亚洲史的问题即未做。苏联科学院代表团根本未到历史一、二所来，而意见中却批评我们，这也是他们的一些官僚主义。我对科学院寄有很大希望，但几年来有不少人情绪不好。但我们得到科学院多少帮助与鼓励，高等学校又得到科学院多少帮助？这是科学院党组织应该检查的。过去科学院是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合并，但上两机构都是残山剩水。1950年成立后，高等学校支援了科学院。去年三个一等奖中华罗庚、吴文俊都是高等学校来的人，而郭先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报功把高等学校一笔抹煞。门户之见，科学院党组织要负责。张劲夫、钱三强向毛主席告状，钱三强、彭桓武皆清华支援科学院的，要求院里不能再有门户之见。宗派主义对工作带来很大危害。同时这就是过去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作风。似乎全国科学都在文津街，其实应该说官僚主义在文津街。现在对科学院也是考验。我们的意见是否太过火了，看看院部是否愿意解决问题。
郁文1951年在新疆见过面，但在这里见了面，从不打招呼，似乎共产党员六亲不认。裴丽生不过是一个山西省人民政府的秘书长，刘导生不过做过林彪部下的政治部工作，为什么那么样子令人看！钱俊瑞过去在英国见过，刚进城时有一次开会我过去说，我们曾见过，他马上把脸拉下来，我才知道原来如此。没有人的感情，什么工作都作不好。现在院部的领导见到我常问“你是谁，你代表那个单位”？为什么这样的对人，这样如何共事，要做官我不想做，我一个北京大学已够了。我曾要求不干科学院的事，但是没有答复我。我们是春秋责备贤者，如果竟得其人不可救则沉默。潘老我们尊敬他，但今天这工作是吃不消，潘老要我们开会帮党整风，结果潘老自己不去。哲学所见潘老要登记，有一研究员登记了一年多，还未见到。我们要不爱护党，六害我也不管，科学院这些高级干部又不学习业务，不懂可以问，未必降低自己身分。不要误会是我对党不满意，这两天报纸火力特别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殆乎，其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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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侯外庐、贺昌群两先生发言后，向达接着贺先生提到的图书馆问题，再次发言。“这月八号高教部召集各高等学校图书馆负责人开会提意见”，会上说解放后许多学校老教授认为他不行了就送图书馆。有人说十二年规划到天安门报喜，如果图书馆工作搞不好，谁也报不上喜。中关村盖许多房子，就不拿钱盖图书馆，国家对图书馆看法是大错误。院长也提出了问题，但未解决，究竟怪谁？政权要下放，权力集中是问题。要多听取些专家的意见，要相信专家。中国的高等教育从京师大学堂以来已六十年，也做了不少工作，要相信自己的专家。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不同意外行领导不能说是反对党的领导，贺先生闹情绪不应该吗？这是专家对外行领导的抗议。
总的意见：第一是“乡愿”之心就不准人讲不好。不能把全国养成“乡愿”。第二是要留有余地。如使用尹达就不对，不能把尹达当铁打，不能把人拖死，也要让人多做几年事，党委这样使用尹达是不对的。说没有人，党外有的是。难道怕人造反？对干部的使用要爱护。算算帐，解放后死了多少科学家？三反中清华物理化学专家就因“莫须有”而跳楼自杀。要爱惜人材！如果照过去的对待专家的办法，我也准备死，二所胡同内就有石工做墓石的，早给我做好一块。今天高等学校还有一千七百多教授未开课。如助手的问题科学院就从未问过我，要不要配备人给我。我自己不是吸铁石，现实东西不抓，这是不唯物的办法。科学人才的培养，我很同意陶孟和副院长在大公报上的谈话，我们缺少了五代，廿年来这一段时间是空白的。
我从1954年到科学院，就是签公文，没有让我做研究工作，培养一个象样的人材不容易，科学院的党员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家身体如何，工作如何，考虑不考虑？从来没有问过我。苏联科学院赠俞大绂通讯院士，把他历年八十多篇论文收集出版，他们是一贯重视我们的。科学院有无此雅量了解一些中国科学家那些人有什么成就？人事部门不能在人事卡片上只写出身政治面貌，也应记明一下这一人的成就。党要负责，要注意这些问题。如潘克拉托娃死了，究竟她有什么著作？这是情报工作，情报所做了没有？我们要问一问地主可以五年改变成份，工商业家也可以在定息取消后改变成份，但是我们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摘帽子呢？你杨向奎（党员）是无产阶级了，我们永远是资产阶级。
在侯、贺二先生插上两句话后，向达接着说：“科学院领导者不能用带兵的办法来搞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