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鸣大放中，我们的矛头要对准“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学校里，是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那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我先谈谈三害中的宗派主义吧！
共产党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里有宪法上赋予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现在我们国家的主席只有两个，国务院总理有十余人，但都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算不算中央的宗派主义的表现呢？在政治体制上说，这算不算是一个“人民民主制”的国家呢？元朝时侯，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最高贵的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族人，第四等是南宋人。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后，政治要职都设副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人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叫做“民族压迫”。
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现在我们国家除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外，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多是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形式，除了本质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几年来，在各部门和合个角落，工作发生了错误，总是说下级执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说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政令的草率颁布，更张频繁，保守/冒进，又保守，又冒进，这种摇摆不定，还说是为了适应情况的发展。
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一切认真的讨论根本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卖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和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给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只有学“金人三缄其口”了。
我现在又来举几个历史上的事例，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周历王好财货，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末敢言，道路以目，以告召虎，曰：“吾能饵谤矣”。召虎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比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之决之使导，为民者宜之使言”。历王不从，于是国人莫敢言，如是者三年，民终无忍，成为暴乱，历王奔芘。
第二个是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他的子孙万世之业，首先来了一套统治思想言论的办法。但是，嬴秦的残暴统治很快的被人民推翻了。历史上，由于压迫思想言论自由，而遭残败德事例倒是很多的。
党的官僚主义，主要是表现在不够民主的选举制度上，这种选举制度还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比如，选一个人只提一个候选人，选两个人只提两个候选人，这种选举完全成为形式。候选人是否集中了群众的意见？这种选举办法是否民主？只有“天知道”。
最后，我要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呼吁：一, 开放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二，真正给人民以思想言论的自由，解放人类个性；三，把民主的尺度放宽些，给人民真正德民主生活；四，我要求毛主席走下你的宝座，深入农村，看看农民的生活情况。
来源：摘自《大鸣大放文选》 原文发表于《陕西日报》1957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