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垄断是共产党国家（起码是我国和苏联）的特点。我国对大学生的不信任，这与把人民当群氓的理论是一致的，各家报纸只好看人民日报行事，我国报纸只宣传光明面，不宣传黑暗面，只说农民生活好而不说农民饿死的情况。我国新闻是欺骗性的。54年有几处宗教组织暴动把它说成宗教暴动是不妥当的，这与农民走头无路有关，农民生活有一线希望时，他们是不会相信天堂的，同样的事实在波兰等事件中不也是被解释为敌人的活动吗？”
“我要以林希翎的话向毛主席进一言：请你检查一下你的干部的工作对你的宝贝（指知识分子——编者）是实行愚民政策，我现在是处在半愚昧状态”。赞成撤销人民日报总编辑，（当人民日报发表出“老百姓没有委托葛佩琦发这样的信”之后徐愤愤不满地说——编者）“这简直是用政治帽子压人”“用斗胡风的一套斗葛佩琦”。“人们思想混乱（包括我自己）就是党中央教条主义宣传报喜不报忧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徐盛桐）
“许多记者反对新华社对新闻的垄断，……报纸是公式化，概念化，我们如果看过人民日报就没有必要看其它的报纸了。这不是明明在浪费纸张吗？”（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濮仲文）
“为什么要封锁消息？《参考消息》以及敌人的材料只准上层干部看，不准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人看。不叫我们看就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群众就是反马列主义！难道解放七、八年我们的觉悟还没有提高吗？如果没有提高，你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宣传工作同教条主义是分不开的，宣传工作有没有只讲好的，不讲坏的？有没有欺骗？我当年在西康，西康的地理条件生活是很差的，可是领导上号召大家到西康去时就不是实事求是讲的。人民大学招生也是一样。例子还很多。政策性的宣传工作就是人民日报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如关于统购统销的宣传工作就是。这些使人民对共产党产生怀疑”。他要求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说：“我觉得不把问题告诉人民是不对的，要不就是愚民政策。不能采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策。新闻消息应告诉人民，因为我们的国象是人民的，这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朱福荣的材料）
他对党报报导的消息和数字认为是“官方消息，不可靠”。“人民歌功颂德，缺点登得很少，编辑早就应该撤换。”他主张“应办一种专门揭露缺点的报纸”，这样可以“教育干部，改进工作”。他还认为“党对新闻封锁太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李向春的材料）
当右派分子林希翎要宣读所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一位同志说是美联社的消息，是造谣的。田说：“人一有阶级性就无真理可言，共产党也一样。帝国主义的通讯社，报纸为他们服务，造谣，说假话。我们的通讯社，报纸是为我们服务的也都不是真的。”（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田仲仓的材料）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