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肯定，在高等学校里不能放松或忽视党的领导。否则就会成为无舵之舟，迷失前进的方向。
什么叫“党委负责制”，因为在我们学校(北京师大)里尚未宣布施行，所以我还不大明白。可是在实践中已经看到了党和行政愈来愈凝为一体，党对于学校的什么都抓，一切都由党来决定，并且党员副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这就更分不开了。这不见得是一个坏的制度，问题在于党委们多半不熟悉业务，即会有在老区办过教育的，那经验已不适用于今天的大学，他们只能抓些大大小小的具体工作，而没有时间钻研学术(大学里的业务是学术)，再加上宗派主义作祟，党委的左右手是些年青的党团员们，把一些老教师搁置一旁，虽然也叫老教师中的某些人担任什么职务，可是由于不信任、不放手，不让他们当家作主，学校就不可能办好。从这次整风运动的大放大鸣中，已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来了。
“教授治校”的呼声，就是为解决上述的问题而产生的。为了发挥老教师们的积极性，为了把他们放在主人的地位，为了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应该说，这完全是必要的。为满足这一要求，加强原有的校务委员会也好，改为“学术委员会”也好，有形的制度是不难作安排的。大前提还在于对教授们能否真正信赖。假如参加到决定大政方针的组织机构中的老教师，其产生是预先内定然后让大家圈选的，并不是在教授中真正有威望的，他们首先就没有代表性。再假如在会上所讨论的问题预先由党委会商量好，仅只提出来让大家同意一番，这就成了“换汤不换药”。因此，我虽然承认制度是必要的，而并不特别着重制度，尤其不相信有了新的制度就保证一定能实现新的理想。
这几年来，由于党委抓得紧、统得死，一方面使教授们对于全校的重大问题无以插嘴，另方面使基层作战单位(系)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大小事都须向上级请示。发挥主动性、积极性的，仅限于党团员们，其他的人爱莫能助，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益滋长起来的。
党在学校里是掌握方向的。中央的方针政策通过党委来贯彻执行，但必须结合各个学校的实际。因此，党委有必要首先使教师们都能充分明了中央所决定的总的方针政策以及不同阶段的具体步骤，再虚心地、诚恳地、切实地和老教师们商量，如何按照自己学校的特点贯彻到各个单位和各个人的日常工作中去，能做到这一步，那就体现着非党人员也能很好地执行方针政策，而并非单纯依靠党委或党团员包办不可。看不见老教师们的进步，不承认他们和党团员们同样都是主人，把他们放在被动的地位甚至一脚踢开，再加上不时地给他们些挑剔打击，这就无法做到党与非党的融洽无间。
常见的情况是，在党员中并没有一个能当某系系主任或某教研组主任的，勉强发挥一个不符众望的党团员去，不管他的名义是正的、副的，秘书或助理，形成他以一个“外行”来当“监工者”，这个系或教研组就会产生许多矛盾，其结果是工作遭受损失，并且降低党的威信。今后必须放手信赖老教师，把系和教研组委托给他们管理(用什么组织形式都可)，只要他们懂得了方针政策，他们是不会把车子开翻的。
不论是全校也好，系和教研组也好，如果能在工作上和学术上排除党与非党的界限(界限只是组织上的)，推诚相见，互相合作，这只会把学校办好，不会办坏，过去有许多事情，不光由党包办，而且神秘得很，这种做法不应当大力纠正吗？
党在学校中的任务，如果恢复到通过思想领导来保证工作的胜利完成，那就可以把学校中的许多事以致决定权都放手交给老教师们。党的思想领导，不论对教师、对学生，都是要贯彻在业务中进行的，不应孤立地说教。既然大学中的业务是学术，党委如果不用大力钻研和自已有关的学术，仅凭“老干部”的资格和个人的狭小见闻来发号施舍一番，那就不仅永远漂浮在水面上，而且会使人看不起党的领导。
我相信，这次整风运动过后，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一定会有新的气象出现。但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旧的习惯如何扔掉。在党委方面，不抓具体工作了，可能感到空虚；许多事交给教授们了，可能不放心。在教授们方面，过去虽不满于自己当不上主人，可是被动地受支配也可能成为习惯了，忽然担起重的担子，即会仅只多开几次动脑筋的会，也会埋怨对自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妨害。因此，这就是大家如何下次心改变习惯的问题了。
见《北师大反右资料汇编，原载“九三学社”师大区支社整风资料(六)
来源：见《“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