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起来也是民盟负责人之一，不得不讲话，一连串的事情以后我同意大家看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最不容易，古话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女同志不要生气）但现在看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最难，鸣放以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均从糊里糊涂到逐步认识，我也如此，在帮助党整风过程中也是自己很好的思想改造过程。过去我认为鸣放不够，应该“齐放争鸣”，过去有人“放”但不“齐”，有人“鸣”但很少“争”，只从党的角度上来要求大放大鸣，而未考虑到在鸣放时也应很好开展批评，只怕反批评后要影响放鸣。人民日报社论后对恐吓信问题及时提出很好，恐吓信不应看成是人民内部鸣放，否则为何不敢写出名字，可能是反革命分子扰乱，但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公布后，我还误会为“收”，后又有社论“工人说话了”，我也有点误会为发动工人来“围剿”，自己认为是否太早了？是否会阻碍鸣放？而产生了顾虑。毛主席讲过不管香花毒草均要放，自己感觉还未放到时候，是否党恐怕放鸣不好而收兵呢？后来自己想想这还是立场问题。知识分子立场站不稳，看问题往往从本阶级思想出发。如葛佩琦，王德周之流的言论看上去很清楚，界线很清楚，但对他们是否有企图却不去想，对储安平的话起初老实说我还佩服他、同情他，因为他第一个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只觉得他“党天下”用词不妥，对他的一些论调如“是否中央指导思想造成的”等还搞不清楚，只佩服他的勇气，未考虑他有无企图，故立场是有些问题。章伯钧——民盟中央负责人之一——开始觉得他没有什么大问题，最近史良号召盟员和他划清思想，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葛佩琦的言论是肯定为反革命的思想行为，储安平的问题是“要不要党领导”的问题。帮助党整风要真正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才能帮助党整好，否则不能搞好，帮助党整风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不是削弱，应站在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立场，而储安平是希望放弃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总之从他的言论来看是别有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对章伯钧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他提出“政治设计院”问题，但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他只注意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坏。浙大民盟支部也有这种看法，希望对学校工作也能“设计”但还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章伯钧的言论至多是忽略了党的领导。如将章伯钧与其他人并列并不妥当。章的发言表现了高级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不够，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这点以后盟内可讨论。有人说他是修正主义，我还搞不清楚，希望同志们帮助提高认识。其他资产阶级分子提出“定息20年”等等，我认为这是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本质，好像这不是推翻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这我也搞不清楚。
总之，在认识上是逐步提高了，但到现在为止，有些问题还搞不清楚，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但如果一方面要你放鸣，一方面找你放鸣中不够的地方搞一下，是否会使人有顾虑？现在各民主党派自己召集会议放鸣很多人不去，我考虑是否有顾虑，怕讲了些话以后第二天登出报来，就铁案如山。事实上有些知识分子真正的在思想上还未搞清楚，要让他们“放”如果就此不放了不好，只有鸣放后经过分析提高，不能一棍子打死，阻塞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整风过程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否则大家不肯说话也不好，我认为这些问题目前应说清楚，使大家不要有顾虑。
学校内的问题如杨老师所说，是这些问题，很多是做法问题。要在加强党的领导下揭发过去所犯错误，纠正一些不对的做法。我认为这是由于党的领导水平不够，在高等学校党的负责人自己没有大学水平很不好，当然并非要求所有的人均是大学生，但要真正加强党的领导首先要提高党的水平。刘校长在开校委会等会议时往往不自觉地阻碍了民主，听到不对的话即眉头一皱。我的出发点主要是希望领导水平不断提高，现在应该有这个号召，要在工作过程中提高。
有些看法因限于水平希望大家争鸣，主要要看出发点是希望党好还是希望党坏。同学放鸣我的看法开始未放手，后来又脱离本题，提出不要毕业设计、不要考试等等。对教职工放鸣方面，有些意见放出后还未加分析，这一工作做得不够，因而使我们容易糊涂。故在继续鸣放中要防止摘出一句话来说说，所谓“欲加于害、何患无词”，要进行分析帮助。 （6月15日）
来源：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资料室编印《右派言论汇编（内部刊物）》，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