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使我很受感动。特别是看到党邀请非党同志帮助党整风，号召我们大“鸣”大“放”之后，我尤其感到兴奋。然而从目前人民日报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不禁使我产生了许多疑虑。有些看法愿意提出来，不晓得是否正确，不过讲出来或许党可以参考，如不对，也请帮助我提高认识。
我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从目前世界共产党主义运动来看，斯大林逝世后，开始走向低朝，在苏联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在东欧发生了波澜、匈牙利事件，在其他一些国家许多老共产党员退了党，甚至美国共产党还差一点没改变党的名称。
从这些事实看来，不能不说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权、苏联经验，存在着一定问题。究竟怎样走向社会主义？是南斯拉夫道路、是苏联的道路，还是其他什么道路？这不能不是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需要急于解决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历史传统，毛主席一向根据中国的国情指导革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次提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该说是理论上的奇迹。如果通过这次整风，在这方面取得经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将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如果半途而废那是很可惜的。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巩固党的地位，不会损害党的领导。老百姓要说话，就象水流一样，水聚多了就要泛滥，群众有话不让他们讲出来就要闹事。人民要说话的机会，并不是想推翻共产党，相反的是爱护党，希望党长久的保持巩固地位。历史证明，天下从来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只有那些明智的统治者才能维持他们长久的统治地位。象周期八百年，汉朝四百年天下，在历史上还是不多的。我们不希望党把“三害”发展下去，以至最后造成不幸的结局。党不能听逆耳之言，只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培养了些并非真正马列主义，但却在那里“卫道”的人。
我会是衷心的拥护党，现在也说党好，不过我认为党就是不能听逆耳之言，不愿意听反面意见，只喜欢那些唯唯诺诺的人。这些年来党培养了一些老诚但却没有才能的人入党（我这种看法可能是不全面的）。培养了一些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义，但却在那里“街道”的人。我认为只有整好风，才能“街道”，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除“三害”才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一劳永逸的办法。要整好风就应当善于听取大家意见，经常给反面意见是在报纸上发表的机会。允许反面意见出现会不会天下大乱呢？我认为不会的。也可能有些影响，但决不会动摇党的基本政策。相反，接受这些反面意见的积极部分却可以刺激我们工作前途。人民日报曾有一篇社论“不要怕反面意见”这是对的，如果经常听取反面意见就可以不犯或少犯官僚主义错误。写匿名信我不造成，但一切公开言论都应当讲发表。
从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社论和批评储安平等人的文章来看，是在“收”了。我看现在“收”还是太早，如果因为怕敌人利用或考虑台湾还没有解散，我同意以后再“放”。但应当向大家解释清楚。
党开始号召我们提意见，提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再表示“放”绝不是“放长线钓大鱼”。可是现在怎样？好象你来提意见，提完了却打你一个耳光。有些人提意见态度慷慨激昂，有些词句带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乱说并不等于乱动。不应当过早的扣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当然不是只许上“鸣”，不许工人“鸣”，不过工人说话还是太早了。其实言论机会在共产党手中掌握，说是群众有意见，要批判，实际上还不是共产党在批判！这是很明显的。储安平是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为什么都不敢出来反驳，为什么不敢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社论。从现在的气氛来看，他是受压力的，不可能再为自己申辩。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一千二百万党员的中国，应当让大家讲话。现在人民日报的情况，是不是说明共产党一条线的政策又来了哩！
关于储安平的发言，我认为有一面还是对的，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看法。他说机关无论大小都要安个共产党员当头头，这是事实。起码哈工大是这样。工大处长以上的干部全是党员，科长一级的干部也几乎全是党员。教学部门个别系没有党员负责也要安个党员秘书，只有一个教研室例外。书法规定党领导，并不是说每个机关都要由共产党员来当领导。
葛佩琦的意见我也不同意，但有一点还是好的，因为他警告共产党“要争气”。党为什么只看他们个别词句而不考虑他们意见的基本精神呢？为什么只看到他说的“杀共产党”这句话的不对，而不用他的话来教育你们党员说：“我们要争气，再不争气，人家要杀我们了”。党从前号召我们，对别人的批评，那怕只有百分之五的正确也应当接受，为什么共产党今天不能这样呢？党应当把军队、国防、主要财政部门以外的一些机关、部门让给其它党派或无党无派人士来摘。
象我们这样的国家，民主党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当然今天在社会上也有一定地位。我们的民主生活比苏联也要好些。但是，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还是存在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整风使我们的国家更民主，知识分子不要求别的，只要求有自由和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没有剥削的民主）。我认为党应当相信群众，让非党人士有职有权。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党应当把除了军队、国防、主要的财政部门以外的一些机关，如文教部门以外的一些机关，科学技术部门、农场或大学等其中的一小部分让给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士来搞。共产党员可以在里面工作，但不得干涉别人的领导。这样，共产党便可以和非党人士竞赛，看谁搞的好。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党领导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很快，这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过印度不是社会主义，近几年发展也很快，并且，在国际上威望也很高。我们喜欢印度，因为他们不排斥共产党，并且还给他们一个邦叫他们管。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也要走印度的道路，但我们也应当象印度那样，给其他党派以独立工作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有竞赛，才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
转载6月16日“哈尔滨日报”
[注]：据记者反映，他的最后一节还是经他爱人蒲兰英修改的，原来他的意见：除军事部门外，都应该给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士来搞。
来源：《反右派斗争材料汇编》第一集(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刊编委会编，1957.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