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的讲话一部分是上次没有讲完的。
首先我谈谈思想改造中说服与压服问题。可以检查一下现在的会场是压服性质呢？还是说服呢？我认为应以中共中央这次整风的指示作来标准。可能大家记不清楚，我来念一段给大家听听：“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不论在座谈、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我上次说李部长（注一）的讲话不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就是作为党员，党章规定，党作出决议后，党员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党内民主还有这个权利。
有同志说：“你说工人阶级不剥削、反剥削，为什么不说工人阶级被剥削呢？”我说工人阶级不剥削、反剥削是经过考虑的，不是那么粗枝大叶的。解放初期有人说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后来受了批判。因为解放后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已成为领导阶级，不能再看作被剥削阶级了。大家看应该怎么好。
定息对私方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从阶级来说是剥削残余，我说这些话至少是通过脑筋的。 对私方个人说是不劳而获，理由是：1．私方交出的财产，其性质已经不是剥削的资本了；2．合营企业的职工已经不是剥削的对象；3．私方人员在企业工作已经不是剥削工人的人了；4．定息是从国家利润中间留下一部分给私方的，假如利润不够或亏损，还要从上级专业公司或交通银行拿款子来给定息。从个人来讲，除了由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还有以上这些理由，应该说这不是剥削。从阶级来讲，肯定是剥削残余，这是因为，给定息是根据这个阶级的资本支付的，这是国家利润的一部分，所以是剥削残余。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是符合理论的。但不劳而获也并不是光荣的，不劳而获有什么光荣？从个人来讲，如果也说是剥削收入，不合逻辑。所以，我认为常识与科学分析是有区别的，有些常识是符合科学的，然而不等于所有常识都符合科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向科学进军。
讲一讲集体与组成人员的不同。上次是从坏的一面来说的，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我不是说资产阶级分子没有剥削，我是说，成为资产阶级后，阶级本质越来越恶劣起来。反过来，现在从好的阶级再讲一讲，从工人阶级来讲，领导我们的工人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以前，革命的力量是不够的，斗争是自发的；但一组织了工会，力量就强大了，有的大一倍甚至几倍；假使再有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就更大了，不但在经济上能取得胜利，而且在政治上能取得政权。这是质的突变，而不是数的增加。我们有些工商业家在这方面没有看清楚，他们看个别工人是平凡的，就认为工人阶级就是这么回事，这是完全错误的。工人一经组织起来形成阶级，力量就会增加几倍，要是12000人的话，就会变成36000人或更大得多的力量。资产阶级心里面有一套轻视群众的心理，不知道个别的人要是参加了群众运动，力量就大多了，群众的力量并不等于个人力量的相加。拿破仑说过，一个法兰西人和一个日本人比，比不过日本人；但300个法兰西人和300个外国人比，力量就大了。
对资产阶级的看法。我对资产阶级看了40年，也可以说是研究了40年。我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是经过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的过程。现在到了否定的否定的阶段。否定的否定法则，恩格斯、马克思是把它肯定的，苏联在过去有一个时期不重视这个法则，现在大家也肯定了这个法则。我认为由肯定到否定，否定的否定，从现象上看貌似肯定。我提出资本主义经营的优点是有的，这一点我要是讲起来，可能又说我是歌颂资本主义。大家可以看看刘少奇的报告，我所肯定的资本主义的精华没有超过这个报告的范围。同志们看过列宁的文章，列宁肯定资产阶级的优点就更多了。如果说我美化资产阶级，难道列宁、刘少奇也美化资产阶级？
还有一点附带声明，我认为思想上有些资本主义思想，有些封建残余，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说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改造的。如果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面太广了。我认为从政治上看，要资本主义复辟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次党的整风文件，对党内知识分子也说明这样的精神。“对于知识分子党员，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可见，思想斗争还是应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说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这一点请同志们多多考虑。
陈叔老（注二）讲的话，有些地方满好。但其中对我的文章的批评，也许是执笔的人疏忽了，或性急了一些，如叔老说我说：“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不错，我是这样说的。但叔老接下去说我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只能是先进的分子领导落后的分子，并没有阶级的区别存在；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阶级领导别一个阶级的问题存在。”叔老由此推论说：“这不仅否定了今天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阶级的存在。”为什么我说执笔同志性急了些呢？我接上面那句话讲的是：“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
我们为了对工商业者思想改造有利，今天不是打擂台，应该根据工商界客观思想情况的存在，作实事求是的解释与说明，对症下药。应该是这样的过程。
说我要争取市场，这对我说是很可笑的。今天任何个人要争取市场都是做梦，是条死路。施复亮（注三）发表在报上的发言，有两句话：“没有共产党，章乃器怎能当人大代表，怎能当部长呢？”部长也好，人大代表也好，这是人民给我的荣誉，我以责任感来接受，没有认为是权利。争权夺利的事我向来不做。说我写文章争夺市场，请考察我这些文章是怎样发表的。登在《工商界》上的这篇文章，是我要写文章在《工商界》刊登呢？还是《工商界》出题目要，写文章呢？既然要我写文章当然只能写我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别人的思想。这怎么能说是争夺市场呢？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在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谈话，当时我曾说最好作为内部谈话，李部长说：为了开展整风，发表了对推动整风有好处。没有想到那次的谈话，《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了，《人民日报》第二次登出来的《“墙”与“沟”》一文，因为我那天有事，没有参加座谈，是以书面发言的，我还写了一封信给李部长说是否要发表，请你考虑，我个人是没有顾虑的。我常常想我是依靠共产党的，有人要求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由民主党派轮流执政，我从民建某些同志的行为来看，我是会被陷害的。我认为党中央是会明是非的，所以搞得思想不一致，要查根源。两面性问题，在二中全会的发言我也是要求作为内部高级领导讨论的，大家可以查考记录。也可以查一查我开始时有没有说过没有两面性。
争鸣不是抗拒批评。有一些复杂问题是要经过反复讨论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同志们可以检查一下，从两面性的问题提出后，有许多同志不同意，引起讨论，有些人是否通过讨论也提高了呢？说章乃器荒谬言论，我是不承认的。《人民日报》说章乃器“拒绝批评”，这四个字我不接受。老一套的东西，往往容易不自觉地拿出来，我们会场上的气氛都可以看出来，今天会场上的组成人员是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高级领导，被批评的对象是两会副主委——章乃器，和风细雨够不够呢？是压服还是说服呢？我怀疑各地开会是压服多还是说服多，请检查一下。我真诚地要求在这次讨论中，大家以说服的态度和方法解决问题，对工作有利。有些同志有些意气用事，希望轻松愉快些，我是“心安理得，轻松愉快”。我不承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再讲一句话，我这人不勉强争取作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可能实质上我还是左的。大家通过讨论提高思想很好，但不要想入非非，变成虚无主义。
关于李万铭的话，我是说不应当对党员个人崇拜，完全没有拿李万铭代表党。
说平等人格，是说不要给工商界扣帽子。为什么工商界要求摘帽子呢？有帽子就说明是不平等的。在宪法上规定有要扣帽子吗？我看是没有吧？
有人说我在《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发言是袒护章伯钧、储安平。这是不对的。我认为现在正是对这些人批评，检讨慢些发表好。我对他们是实事求是的批评。至于是不是实事求是，有记录可查，将来可以公布。
至于先进领导落后的问题，改为新生领导衰落也好，可以考虑。我觉得应该从思想上去认识。新生也就是先进，衰落也就是落后。由于党坚决执行和平改造政策，因此引起改造高潮，不要共产党领导完全不是事实。
说大家都有两面性，并不是说所有有两面性的阶级表现都一样。这在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举一个例子，人都有两个眼睛，并不等于人都是一样，没有好坏。人有先进、落后和反动的，这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客观存在的辩证的性质。
说我的言论是反动的，是挑拨的，我想可以检查我的全部言论。我对党中央没有说过一句不利的话，没有一点损害党中央的威信。就是在墙和沟这篇文章中，也说明了中国的党是一个好党。对党员的教育是另外一回事。很明显的，有错误的党员是少数。1200万党员如果有百分之一有错误，也不过12万人，只是少数人的问题。
另一点，为了保卫、巩固我们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怕公开，就怕隐蔽，反对的公开站出来，不可怕，隐蔽，偷偷摸摸地做坏事情才会令人痛恨。因此，我认为大家有一些不满情绪与牢骚、怪话，让它暴露出来没坏处。比在少数人中传播比较好。整风运动的精神是好的公开的，对我们的批评没有什么可怕。的确，在中国搞匈牙利、波兰事件是搞不起来的，希望在这时期让工商界畅所欲言，暴露思想。有些混乱思想，在党中央应是意料之中的。
有人说，我好比是给资本家抽大烟，在高潮以前还可以这样说，高潮以后已戒掉了。
否定运动成绩，否定领导的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这可以看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成绩，也从来没有一句话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我讲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在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内部斗争中。我说这句话是表示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不能说是留恋资本主义。
另外，说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一模一样，我没有这样说。我说是先进与落后。
有人说我说中小工商业者都是市侩。中小工商业者中有市侩大资本家中也有市侩。这是歪曲我的话，我不能承认。
我这个人写文章不是不经过考虑的。我还是诚恳地希望同志们按整风指示的精神，好好地讨论这些问题，我希望少数人讨论，也就是要按照整风指示的精神来研究。我认为整风运动的指示应作为思想斗争的指导。
1957·6·17下午
注一：李部长，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注二：陈叔老，即陈叔通，当时任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
注三：施复亮，当时任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来源：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