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凤鸣”与“乌鸣”的问题。“凤鸣”指的是“报喜”，“乌鸣”指的是“报忧”。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员：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鸣的时候，就一枪开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
我不知道从何年何月起，乌鸦变成了“不吉利”的动物。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用过考证功夫，因此作不出结论。不过可以肯定：①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鸟；②古人以为乌鸦是能“报喜”的(可查：《乐府古题要解》中关于“乌夜啼”的解释)。
一般人以为凤凰是很美丽的鸟，其实不然！它是：“麟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鸽鸡喙，五色备举”(“说文”)，实在没有什么好看！何况还有假凤凰，为数相当的多！
因此对于凤凰和乌鸦的估价，应当辩证地看。能够乌凤和鸣，那是最好的好事！
我摹仿“乌夜啼”，作“乌昼啼”。
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
和风细雨……
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用不到大张旗鼓，只须和风细雨就够了。
在原则上，这是对的。
然也要看具体情况，不该以不变应万变！
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田初湿时是软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清明时节雨纷纷”，尚且要：“路上行人欲断魂”；不幸而淫雨一年半载，老百姓就得饿死不少！
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霾之功！某些时候，错误严重，态度顽强：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风了；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不足以息民愤！
尤其不希望对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对党外人士要求自我批评，对党内人士则要求批评别人!
我听了许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发指！小民主解决小偏差，大错误就得用大民主来纠正，正如对症下药，有些药该用霸药来治。
汉语中的“敬”字很少单独用，往往用两个字，例如：“敬爱”和“敬畏”。“敬”，却又“远之”：乃是“敬畏”，决计不是“敬爱”。所谓：“鬼神”，无非是些“牛鬼蛇神”；见了牛鬼蛇神而亲之、爱之、近之者，未之有也!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的师友：人民对于共产党，理应敬之、爱之、近之。事实上确乎如此，人民的拥护毛主席就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
不过……
理应相处无间的“党”与“群”，关系究竟理想不理想呢？恐怕不见得罢！且慢责备人民不肯靠拢共产党，先该检查一下有些共产党党员是否想到靠拢人民？
道貌俨然，心中怀着“民的主”(不是“民主”)，眼睛生在天灵盖上(不单单生在额角上而已)，一副“你吃我的饭”的神气：有些共产党党员颇象阎罗殿上戴着“一见生财”的帽子的活宝；人民见了，焉得不“敬而远之”呢？
这种共产党的落后分子究属是少数。无奈人数虽少，他们所筑的墙塞了党和人民大众的交通！
十月革命的炮火把马列主义带到中国来：当初的马列主义仅仅是“地下学习”；后来有了老解放区，学习便公开了；大陆全部解放之后，学习变作人人的事。
这些史实说明了：①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引进中男；②中国人通过共产党而学习马列主义，也就是向共产党学习。可是，马列主义学习在大陆解放以后就有些不同了：一方面，共产党仍旧领导政治学习；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直接向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有革命的实践，知识分子有脑劳的习惯：在理论结合实践上，知识分子(我只指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当然赶不上共产党；但在理论上的造就，便很难分谁高谁下了。在此情形之下，知识分子应该向共产党学习怎样理论结合实践；共产党应该向知识分子学习怎样研究分析，俾得提高理论水准。
不幸有些共产党员对于马列主义颇有“独家经理”之感！甚而有些毛头小伙子的青年团员，在这一点上，当仁不让于老头子。一脸孔的“我来教你”，甚而至于“我来教训你”，于是把鲜龙活虎、丰富多采的马列主义变作皂隶面孔式的教条，令人望之生畏！
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了种种运动，是惊弓之鸟，是打怕的猴子：对于马列主义，唯唯否否，不敢赞一词。他们怕万一讲错了，小簿子记录下来将来和他算账！
共产党员对于马列主义是否掌握得比较好呢？一般来说，是的！他们因为理论结合了革命实践，体会比较踏实，比较深刻。
共产党党员对于马列主义是否“人人”掌握得“很好”呢？我说不见得！如果果真这样的话，何必“整”什么“风”？
有那么一种说法：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生活得久了，难免有股“带坑臭”！
话是对的。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据我所知道，共产党员不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出来的，确确实实也是从旧社会中来的：那么，在他们的身上，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臭气么？
有人说：“他们早就参加了革命，不论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们身上的臭气早已拍掉了：这就叫做‘发展观点’！”
我回答道：“承教了！发展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据我所了解，所谓：‘发展’有‘纵’的发展(时间上的发展)和‘横’的发展(空间上的发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带坑臭’这顶帽子只望旧知识分子的头上戴，而且几乎在任何运动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评定’，都是断章取义，不问发展，不问联系，——要不然只追究‘坏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我发展，你不发展的严重偏差！于是高墙耸立起来了，呜呼！”
来源：1957年6月18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