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以为我是糊里糊涂地把谭天荣肯定了。这是不对的。他到底是肯定人物还是否定人物，希望大家讨论。我的看法不是不能变的，但没有充分的理由，我绝不改变。有人说他是反革命，那么这问题便没法去讨论了，因为要是反革命，我就上当了，什么优点缺点，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想通过以下的几个问题，说明我肯定他的认识上的基础。（一）他所要确立的否定之否定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我首先肯定他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所反对的是教条主义；（二）“再论”在分析斯大林问题上，谭天荣说是唯心的，有人夸大说：谭天荣说整个“再论”是唯心的。这是不对的，请看谭的原文“……所以，我说“再论”在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说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情况是唯心的。”在这个问题上是否不能这样说？请我们回忆一下“再论”学习时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就不会奇怪了。只不过我们没从哲学带一个帽，即唯心或唯物，我们只觉得认识不到或不能完全说服人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做哲学上的探讨，不能意味着是反党，我觉得谭天荣提出这个问题有积极意义，即“再论”关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需要详加阐明，起码要有书或文章来阐明这个问题即为什么根本的问题是人们的思想情况，而不是客观世界，让人们都心服口服。在斯大林问题的看法上，并不是谭天荣首创，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托格里亚蒂同志，就有不同的认识，即错误的根本原因，不能都归在斯大林身上。在这个问题上，谭天荣提出了几个反问：根本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情况，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秦始皇之所以统一了中国，根本的因素是秦始皇的思想状况？拿破仑之所以侵略欧洲，向世界各处散布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的因素是拿破仑的思想状况？能这样说吗？是不能的。根本的问题是历史的条件，当然个人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但不是根本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谭天荣是做了许多思考的，这种思考对理论的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里谭天荣在分析问题在理论上可以探讨，但绝不能忽视“再论”的巨大意义，我的概括“一论”“再论”之出现拯救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揭破了敌人的阴谋。其作用和理论上的探讨是两回事情。（三）谭天荣在分析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时说有一点是过去从没有人观察到，而我认为确实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只有认识了这种情况，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斯大林后期某些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是有其具体历史条件的，绝不是用他个人性格上的缺点所能说明的。谭天荣在肯定了斯大林是个纯洁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个出色的政论家后说：“可是苏联毕竟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包围，使苏联不得不向自己筑一道墙。为了阻挡苏联的影响，资本主义也给苏联挖了一道沟，在这种相对闭塞的情况下，要全面地考虑全世界的整体问题，是十分困难的，整个苏联人民的认识水平受到严重地局限的。”这段观察深刻而有道理，请我们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对苏加诺是怎样看法的，现在又怎样看的，过去那种因闭塞而造成的错误，能说在考察问题时不受到局限吗？苏加诺不只是一个苏加诺的问题，而是对世界上这一部分人究竟怎样看待，现在我们都承认这是和平中立地区，这样认识，对世界和平极有好处，而且也合乎实际，过去只简单地把世界分成两大半，世界局势紧张化；而今天世界局势如何，这是很明白的。过去未能把更多的能团结的人，团结起来，反对战争和殖民主义，以保卫和平。（4）我们知道，世界物理学界，对列宁的物理学方面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有分歧的，而谭天荣也有了这种认识并简单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是有意义的，使我们中国同志而不是外国朋友们也敢于对这个有分歧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看法，这对科学是有益无害的。（5）谭天荣提出了关于个人和整体的问题来，我也认为是提得有意义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一个党员、团员自身应当有一切服从组织的品质，但作为国家在处理整体和个体的关系上，不能这么简单化。领导者须说对你、青年人！你不要想自己；对我，做领导工作的尽量去关心你们。但事实并不都这样进行这种方式本身就给官僚主义开了通道。其害处是很大的。谭天荣举了女子勘探队的例子。曾名闻全国的女子勘探队，最后变成了以女子之名实为男子勘探队（女子们病倒了）。这一例子可以充分论说一个道理：是提倡青年提出合理要求，满足他们在一定情况下的个人所要求的利益（实为集体利益）而使不发生悲剧好些呢？还是不让青年们关心自己的利益，再真碰上了官僚主义，结果发生了悲剧，造成各种各样更大的损失好些呢？这很显然。这在当前不是不值得研究的课题。很有意义。（6）个性和党性问题：他说没有个性就不能把党性体现出来，我觉得很有研究的意义。我举上个例子说明：肃反运动中的有许多过火的同志，认为自己站在党的立场但最后证明肃错了，过火行动是不对的，这时就看出这些同志没有把党的立场体现出来，党的方针没很好地贯彻，最后还造成了对党的威信的损失。所以，最后证明，这样做并没有真正体现了党的立场。当时有的领导同志因他没有个性，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顺流而下，结果不能不跟过火的同志跑路子，人是在肃反过后了，后悔自己当初应把自己认为对的（党的原则立场）坚持下来，这样的例子很多，有些缺乏个性的同志，习惯跟大流跑，大流对了当然好，坚持了党的原则和立场；大流错了也就跟着违反了（当然不是主观上想这样）党的原则和立场。毛主席所以能最后取得遵义会议的胜利是与他有坚强的党性原则下有坚强的个性能够坚持自己认为对的，而不是跟多数人跑是很有关的。所以我认为在党性的原则下把个性教育放在一定的地位是有好处的，而这个在过去教育中强调得不够。
好啦！这些就是我当时听了谭的讲演后所感到的，并由这些做基础，我认为谭天荣是值得肯定的青年，他之能提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他都没有彻底解决，一般的说，把问题提出来了），能说不是他善于学习善于思考的结果吗？这是很明显的。所谓欲望着创造是他不为旧俗、旧套所束缚，至于勇于辩论这一点，我就不用噜苏了。
以上就是我当时为什么把他肯定起来的认识上的一个客观基础。
报纸上说谭天荣是反动小集团。其实我也没有说他一定不是，在第十二号评论中我已指出：“……如沿其思想发展下去……其前途将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并没有为谁担保什么，只是看其发展了，这个我早已估计到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早知是反动小集团，北大的领导为什么不发一封公函来声明一下，而他们自己也还是在那里进行是非的论争。所以，讨论问题，还是一句老话，离开时间、地点、条件的分析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首先我对“学习简报”断章取义的报导（见6月18日简报）作风表示反对希望注意改进工作。
“中国青年报”本月十七日的社论：“……如果不加分别地把学生中的某些思想分歧，当作社会中的右派来对待……随便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是极为有害的，这等于义务地为右派分子扩大了队伍”。
学习简报“不登我的发言全文是可以的，但为什么不把我对谭天荣的基本评论全登出呢？其目的是很明显的，是想偷偷地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桑健连谭天荣的观点也是都同意的，从而想说明：桑健者，谭天荣之类也，这种做法是极为有害的。六月十五日批评谭天荣时我的总的评论原来是这样说的。“（原文略，请看第十二号）”之后的发言都是详细说明我这个基本评价的，而编辑同志断章取义地不登我否定他的部分，说什么桑建替谭天荣辩护。毛主席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还说到他的另一面，为什么我们人民内部有错误的人要全盘否定呢？我肯定的说，这种方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是教条主义的。我遵守这样的方法分析问题，怎么能说成为谁辩护呢？
对谭天荣，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把他做一个对象来评判。不对的意见可以争论，分析，以达到一致的认识，怎么能简单化呢？应当把我和谭天荣分清楚，如果不分清，就没有办法实事求是地讨论，而且要那样做，根本解决不了我的认识问题。（1957.6.20）
我的整个论点看法，还有几个部份，内容略，这里只把目录列出：
（一）我根据什么说我们应当学习他的精神。
（二）我对谭天荣的前后的印象。
（三）谭天荣行动的后果。
（四）我的原来评论在反歪风阶段中所引起的坏影响。
（五）我根据什么说有些人是教条主义的和无知的。
关于时代精神——
我第一号评论中提到谭天荣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人们误解了词义，说我把谭天荣捧上了天。这不是原意。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上，郭沫若院长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词里说：“特别是展开争鸣一次表明了本次会议是体现了当前的时代精神。”这就是说这里的时代精神不是别的意思只是争鸣齐放的意思我六月三日评论时也就指这个意思，说时代精神之体现（也就是反映）绝不意味着他的观点都是反对的。只是说他，体现（反映）了时代，争鸣齐放的精神正像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争鸣体现了时代精神一样。这是不是说全体学部委员的发言都是对的呢？不是这样，郭沫若同志就说了。
我再举个例子说明：康有为等改良主义维新运动是体现了（反映）当时中国人民爱国民主要求但这并不等于说康有为的作法和观点都是正确的。
1957.6.20 桑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