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费孝通也表示了态度。他说，他的思想发展是向右转的，感到自己与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言行是起了共鸣的。他要求市委和大家帮助他检查。（见1957年6月21日“大公报”第2版）
他说：这几天我思想震动得很厉害，我以前的言行和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取得了共鸣。他说：我正在逐步认识自己的错误。他希望大家帮助他。（见1957年6月22日“文汇报”第4版）
费孝通在今天（22日）的江联代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台湾报纸把他所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大部分刊用了，并且加以赞扬。这说明了他的立场和思想感情都是有问题的，他写了台湾方面所需要的东西。他说，他过去总是保护自己的和别人的落后的东西，不让它们死掉；而台湾方面却认为这些东西还会发展，并可供他们利用。他说，他已经向右跑了，他感到很危险，要转变过来。（见1957年6月23日“人民日报”第1版）
23日上午费找苏谈，说他从6月11日以后，已考虑到自己立场有了错误：并谈了如下一些情况。（1）他在无锡时曾看到民盟中央发下的章伯钧传达毛主席在4月30日对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谈话记录。里边提到毛主席讲首先要撤消高等学校的党委制。（2）他在苏州时，曾接到储安平一份电报，告他光明日报6月1日要改版，邀他写文章，以后他给光明日报送了一篇“早春前后”。（3）费回北京后，储安平曾两次给他谈到光明日报要成立顾问团的问题。（4）他在6月初旬曾参加章伯钧召集的几次会议，章并和他个别谈过一次。（5）他对人民日报揭露谭惕吾给卢郁文恫吓信的问题，他说当时他认为那是民革内部的问题。（6）有人讲李维汉部长在清华大学谈党委负责制的问题时，说和蒋南翔的意见不一致。他听后即认为共产党内部不一致。（7）章伯钧曾说，民盟的地位要像青年团的地位一样。（8）人民日报8日社论出来以后，章伯钧说共产党输了，他（费）说共产党只输了一元钱。（9）章伯钧说共产党要借东风，借他出头（说话时朱学范和另一人在场）。（10）有人说（他没说名字）吴晗、王昆仑出来说话是彭真市长叫他们说的。（11）王昆仑说章伯钧表白自己的态度说“打了一个茶壶，再来一个茶壶”。
上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到我和杨庆堃的关系问题，作过交代。
杨庆堃是我在燕京大学时的同学和同房。毕业后，他到美国去留学，娶了一个华侨作爱人。我在1943—44年访问美国时，他在纽约一家中国报馆工作，我当到他家里去。解放前，大约是1949年他到广东岭南大学工作，他曾写信给我。1950年我在贵州访问时，他到了北京，参加翻译毛选的工作，我事先并不知道此事，后来知道是徐永瑛同志介绍他的，徐现在北京。他到了北京曾住在我家里，后来搬到城里，住了一个时候，又回广东去了。后来听说去了香港。也是徐永瑛和我说的，徐为此还作了检讨。我并没有和杨见面，他走后也没有通过信。
费孝通
来源：《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军师——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