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两个朋友还可以互相谈心，解放後，同事之间“说知心话”、“谈心”、“闲谈”的情况少了，为什么？（6月10日小组发言）
在解放前，我一直不爱国民党官办的报纸，解放後，也曾以同样的看法来看人民日报。在唐山时，我开始订进步日报，後来发现它没有反面的东西，而正面的还不如人民日报，同时为了学习，才订人民日报。但看人民日报时，也是想看反面的东西，如浙江省拔荸荠种双季稻，张顺有时事件等等。人民日报改版後，在第一版上除了重要的报告和社论外，一般的我不爱看。看第二版时，我不大爱看社会主义国家相互申援的言论，而是注意资产阶级国家如何反映。
看文汇报也是这样，我经常注意看哪些是人民日报所没有登的？好像从这里面吸呼到“自由”的气息。（7月15日书面材料）
解放了，摧毁了旧经济基础，而我是从这个经济基础上生长大的，自然有不习惯的地方，我好像在精神世界里失去了资产阶级王国。（7月5日大组发言）
解放以後，自己失掉了两个东西：“民主”和“自由”。（7月12日与徐谟同志交谈）
有些党员处长业务不肯学，今天是靠“政治”当下来的，不是“政治加技术”当下来的，为什么呢？我认为也有它的根源，因为今天委派领导主要是根据政治条件，但政治不好比，这就形成比资历，你是38年的，他是长征的。
今天我们主要建设社会主义，光靠枪杆而不学业务能行吗？因此养成了不去独立思考。与某处长谈问题或开会时要写一个标语，总要问：“有无出处”？怕犯错误，我感到党员幹部思想“有局限性”，党员生活“呆板受限制”。（5月31日小组发言）
今後民主空气是愈来愈扩大，对党员要求应更高，领导同志能够在群众中产生，是不是一定要“派”？“派”去的人有时群众不一定“选”上，只有党员通过自己的模范作用被“选”上才对，否则，有些不免“滥竽充数”，否则也不会有人对业务不钻研了。（5月31日小组发言）
电力部及北京电管局很多领导是作“官”，不是作“事”，北京电管局很近也不来（如齐明、李岩等），情况也不了解，作党和行政的“官”，那么就他作他的“官”，我作我的“事”，互存“戒心”。（6月3日小组发言）
党的领导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党员才能实现领导？只要方针、政策正确，全国人民一定会拥护，并不一定要通过党员来领导。“党的领导”不等于“党员个人的领导”，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是否只有党员才能执行党的指示呢？不是如此，可以通过党员的具体作用和影响，但不一定是党员个人领导。如政治业余夜校是群众自己报名的，这个学校也不一定要党委“出头露面”，班长也是“派”的，派的不能“罢免”，因此，有些任务观点，学习不很热烈。
李本成说：“党的领导，要通过党员”。这暗示着反对党员的领导，就是反党，我就存有“戒心”。（5月31日小组发言）
（下面是王振准写的大字报“一年又一年”的全文，在这篇文章里清楚的表现出了他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看法。）
——一年又一年——
开口自称是“外行”，有时也像是“半内行”，
说话总是一套公式“辩证法”，
“原则”已变成“空洞”的代名词。
具体业务有人做，领导只管签名和盖章。
思想汇报靠党员，人事要害部门均可靠，
高枕无忧太平年。
× × ×
年年总结老一套，成绩主要的，缺点也难免，
方针政策几十言，牢记心头指示有本钱，
如果再记住几个好例子，“头头是道”又一年。
× × ×
遴选幹部首先是党员，提级那是自然。
连升几级何足怪，靠的是政治上有本钱，
若问政治本钱如何计？还要你入党那一年。
“三八式”“十三级”，安安逸逸又一年。
× × ×
“高官利禄”已到手，生活也要享受。
睡觉必须弹簧床，“安步当车”怎么成？
敌我斗争受尽“苦中苦”，今朝得胜，当然“人上人”。
× × ×
“饱暖思淫乐”，古已有名言。
“秦香莲”“琵琶记”任凭你唱上天，
“冬哥”“春妹”还是不承认。
乱搞男女关系也无妨，好在是家丑不外扬，
“生活小节”大雅并不伤。谈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今天有的是贵族思想。
× × ×
春暖花开又一年，英明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像太阳，
太阳普照全中国，妖魔鬼怪不生长。
要不是主席当头一声喝，还知建成社会主义在那一年。（6月1日大字报）
七年来觉得领导与被领导距离不是近了，而是愈来愈远了。这表现在：
（1）从生活上看：没有批判地接受国民党的一套，当然不是平均主义。
（2）从工作上看：一般人讲“怕见官”，领导上自觉或不自觉的有些“官”的习气，如听汇报不耐烦，中途揷话。领导喜欢听“原则”，我们喜欢谈“具体”的，要我们三、五句谈个“轮廊”，不是循循善诱，耐心倾听。
今天领导只满足于“空头原则”就不能领导企业，领导学习不深入，只满足于年初订的“方针”，满足抽像是不行的。领导对业务不能钻研或不钻研，只希望“来几条”，这个“原则”是带引号的。（5月29日小组发言）
章乃器说：“党员自命为特殊材料做成的”。好像我们就是“普通材料”，我建议：今後党组织应分析其根源。（5月31日小组发言）
过去有些同志犯错误时检讨说，“入党动机不纯”，有人把入党作为“进身之阶”，因此，把入党“庸俗化”了。（5月31日小组发言）
考虑一个人入党，是否只考虑他多接近总支？当时，总局张瑞歧同志是入党着急了，还是另外有其它原因？经常去总支是“必要条件”还是“参考条件”？这样看来，一个人是否靠近党，也是带“形式”的。（6月5日小组发言）
某同志过去是党员也是工程技术人员，派在专家工作室跟专家学习，一犯错误，就调到我们这里，好像打入“冷宫”。我觉得一个同志犯错误之後，是否采取“跌倒扶起来”？还是“打击”的问题，一犯错误，就打入“十八层地狱”？好像不是“用人唯贤”，有点“小公小私”不是“大公无私”。这给人甚么感觉呢？领导上考虑某一个同志，只着重政治而不重视业务，留学生的问题亦是如此。（5月31日小组发言）
领导同志对过去“历史背景”的常识很欠缺，往往以现在“共产党的眼光”来看过去“国民党的情况”。因为，当时一些同志为什么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往往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过去，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不清楚，结果是提高到“原则”上分析有片面性，只抓住这一面。（6月3日小组会上发言）
平时说是“主人翁”，实际上“不信任”，特别是在事故时。平时说“外行”，但往往要做“内行”的结论。石景山六号机掉叶片事故就是如此，说是陈郁部长说的：是破坏性的事故。因此，事故後就“人云亦云”，被怀疑的人，内心不愉快。
国民党没有说我们是“主人翁”，但也没有这样“怀疑”，其中有不必要的“人为的紧张”情况，因此，就造成对技术人员的一些“无形束缚”。（6月3日小组发言）
我经过考验：抗美援朝时表示跟共产党走：胡风材料揭露後，我反对胡风：我与章伯钧无感情。挖出心来，我是爱护党与拥护党的，我不会落後于一般同志。（6月17日小组发言）
毛主席说：绝大多数人愿学马列主义的，是爱国主义者。过去，我觉得这方面是把知识分子估计过低了。我有两次，一次北伐军北上时，一次48年唐山解放，在思想中很兴奋，但别人分析是扩大了“两面性”的另一面，过多的看到坏的一面。我感到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好，执行政策不是那样好。（5月31日小组发言）
知识分子是敏感的，自尊心也是强的，哪怕有些党员的“政治优越感”有意无意地表露出来，都会为党与非党划出一条“沟”。解放以後“留用人员”一词沿用的时间相当长，而很多坏人坏事归根结底总是分析到“留用人员”，为什么坏人作了坏事一定要归结到“留用人员”上呢？这样分析有必要吗？（5月20日大字报：“我亦放一放”）
唐山刚解放时，提到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是“留用人员”我就不服，为什么工人不说是“留用”呢？看文汇报费孝通、潘光旦访问记很同意，认为党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为什么要用“改造”？刚解放时，我也不服气“改造”，与接收人员无“共同语言”，思想深处有愿意改造的一面，亦有不愿改造的一面，看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欣赏报告中关于团结的一面，对于改造的部分，虽然看完了，但情绪上与前者不同。（7月5日大组发言）
我思想深处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感情，在我思想深处和党有“不是一家人”的感觉。自然，我所谓的不是一家，那就是党和工人是一家，资产阶级又是一家（这是我思想深处的一家，或者就是精神世界中的资产阶级王国）。因而，我经常注意着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也就是我心目中的士大夫这一阶层）、民主人士的上层人物的动态。这些人，才学上能使我“服贴”，虽未见过面，但在思想领域中感情很深，好像他们的“今天”就是我的“将来”。我注意的方面较广，大的到国家领导人员，部的领导，小的到我周围的人，1954年人代会议选出的国家领导人员名单中，发现副总理没有党外人士，1955年电力部成立时发现没有非党司长，……所以和储安平的“党天下”能起“共鸣”。（7月5日大组发言）
我过去思想上不明确，总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头，看了储安平的发言之後，我想了两个晚上，思想上明确了，就是这样一回事。（6月5日与刘修烓同志交谈）
六月二日看到人民日报登的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当时很欣赏，暗暗称道说好，当时我们以为人民日报登的不是全文，想写信给文汇报，请文汇报转载他的“全文”。（7月5日大组发言）
因为审干办公室对我的历史问题基本上作了结论，思想上没有顾虑了，所以在大鸣大放中积极发言。我看毛主席报告公开发表的一篇是很严肃，我对口头传达的主席报告中某些说法兴趣很大。另外，我受报纸影响很深，对储安平的发言大部分同意，对“党天下”的说法有“共鸣”。对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是完全同意的，我对这些人是非常佩服的。
解放前看了十几年的大公报，解放後不久看人民日报，但不喜欢看第一版正面文章，喜欢看第二、三版侧面的、揭露式批评的文章，喜欢看反面文章。後来文汇报复刊了，就订文汇报看，对它兴趣很大，觉得“够味”。我对大公报，文汇报的老记者们（指解放前的）写的文章是喜欢看的。（7月12日与徐谟同志交谈）
楼下幹部、人事部门，我走过都不愿探一探头，人事部门宗派主义很厉害，保卫部门就距离我们更远了，保卫部门找我，自己还有些“嘀咕”。有时保卫部门工作生硬，如分析事故问题的汇报，给人“压力”很大，对人不信任。如果是“历史问题”就不要把“旧事”提起来，一方面说团结知识分子，一方面又不必要的“揭疮疤”领导同志不闻不问有关系，“宁左毋右”，没人敢打“包票”，也使人感到“过河拆桥”，“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6月3日小组发言）
对支部及管理局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理论上解决了，但实际没解决问题。去年温克昌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觉得方法不对，应该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好像先选了人再说。我认为：先进工作者只要符合三个条件：（1）群众关系好：（2）工作不错：（3）领导赏识。而“领导赏识”这是很重要的一条。（5月29日小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