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月十二日的小组会上说：同意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说法。各科室不是都放一个不称职的党员吗？要看事实不要怕听这样的话，因为一个人要是真爱一个人的话，就要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六月十四日的小组会上他又说：我说党中央毛主席是没有错的，最坏的是把一些不称职的党员放在一定的岗位上。比如，见到一个朋友说你可能有病，引起你的注意，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我说本质与现象是两回事。共产党的本质是好的，但事实上有80～90％的“党天下”现象。严重的宗派主义就是“党天下”，这完全是一码子事，只是说法不同，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理论上与实际上不是一码事，在理论上不能说共产党有“党天下”，但实际上就应该考虑。储安平的发言是有他的一定根据的，像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这不是事实吗？部长是有民主人士，这因为有民主党派的存在，不叫当也不行。宗派主义不仅下边有，党中央也有。是六亿人民建设中国还是依靠一千二百万党员就能建设中国呢？问题在于幹部，就是有再好的主义，人的水平不高，也作不好。民主党派并不是争交椅，但是应该选贤任能，谁有能力谁就上台，这样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能力的就应考虑考虑。在总局已上黑扳报的80％都应下台………。
杨玉德在六月五日的小组座谈会上说：在中国不能满足个人愿望，现在是把社会主义强加于青年。他说：社会主义对青年的精神上的摧残很大，真是“剑伤其身，话伤其心”，社会主义是否有“自由”越来越成问题了。
他说：苏联驻兵匈牙利和美国驻兵台湾是一样的。匈牙利反不起来是因为有苏联军队存在。若没有苏联军队，匈牙利现在是何局面？卡达尔不一定是总理了！美国在台湾搞得很糟糕，发生了台湾事件，但是美国兵仍在台湾，仍向台湾运导弹，有舰队，而我们现在是否有导弹？是否有强大的舰队？台湾能反起来吗？也反不起来！
他在7月12日的小组会上说：章罗等人放一把火，也拖不动六亿人民改变方向，共产党有错误当然可以提，他们虽然放了火，没成大事，放火的人应当无罪。
六月四日在小组会上争论储安平的论点时，有很多人都不同意储的说法，杨玉德却发表这样的言论，他说：世界上什么鸟都有，但西郊公园仅有两种鸟，一种是布谷鸟，一种是鹦鹉：布谷鸟是自己叫，鹦鹉是学别人的话。
杨玉德否认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强调说“缺点是严重的”。当同志们举出解放後我国铁路建设方面的成就作为例子来反驳他时，他无法否认这些事实，但是他说：国民党时代，要修铁路，在地图上划了线，但很长时间修不成：共产党来了建成了很多铁路，这是积极的，是好的，但应该有创造性。报纸上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大部份工业企业可以中国自己设计，我表示怀疑。中国的建设自己说快，说有成绩，但与美国比较相差远了。过去人民日报喊万岁太多了，歌功颂德太多了。
在六月十四日的座谈会上，他说：资产阶级一露头，无产阶级就不让了，这是不对的，因为资产阶级改造不是一篇社论就可以解决思想问题的。任何一种东西都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明的，一是隐的。好的可变坏的，坏的可变好的。毒草一出来一棍子打回去是不对的。
六月十九日他又说：阶级意识是很长时间的事，毛主席说六年，我看六十年也改变不了。马克斯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但是这六条标准你自己思想意识上不同意也不要紧，而在组织形式上都应该同意。
杨玉德对现在的领导幹部不满，对教育方式不满，他在六月十四日的小组会上说：现在的情况正好借用人民日报对美国教育方式的批评来形容中国，即“用受教育最少的人，对受教育多的，进行最少的教育”！接着他说：不称职的人应下台，马上下台！
在六月十二日的小组会上，他说：总局领导小组（党组）是最後决策机关，是好的。我建议另设一个技术委员会，由五至七人组成，委员应该是：欧阳监、焦永吉、田三春等，作为领导小组决策前的参谋机关，研究方针政策等问题，以免发生问题决定时的摇摆不定。
他说：条条道路通向社会主义，我也要走社会主义，但与你们走法不同。社会主义是新东西，第三条路线是存在的。我对中间路线的书看得很多。印度也走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也走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好像一只船，我也是在船上划船，可就是不起劲，总是东张西望。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掌舵的船长是共产党，别人拿三个面包我只拿两个，我有能力有技术，船长不重用我，只要给我三个面包我就会好好干：否则如果再过来一只船，我就会跳过去，去拿三个面包，但是不出卖灵魂。
他又说：要是我在国民党时，已经在美国了，也可能像影片“第六纵队”里的沙里一样。
他说：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一样走社会主义，六亿人民不能强求一律，清一色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同立场观点的人不可以走社会主义呢？
两本字典不一样：一本是华俄字典，一本是华英字典，你们的字典上查不出我的字来，我的字典上也查不出你们的字来。
他说：我相信党的领导，但不一定是现在的党。
他在7月12日的小组会上说：“有人硬说美国不好，我不相信，比这里好多了。这里啥也看不到：他们那里劳动真值钱，每小时二元美金，咱们这里劳动不值钱，我去那里对我不会有坏处。
我对美国寄予很大的期望。
美国对待他们国内的共产党，允许自由活动，比起中国的一党专政更为民主自由。”
当提到曾广植要求回国被美国政府关闭在精神病院14个月的事实时，他说：“当然美国可以这样作，谁要他提出回国呢？！”
他在7月12日的小组会上说：我的名利思想重，我的生活水平不但未提高，反而降低了，过去我家有奶牛一百多头。每天可以喝牛奶。共产党对工人农人都有好处，对我没有好处，我不善于摆脱这些，所以精神上很苦恼，即便那些是好的，我也不说它好，我很可能站在敌对地位，所以我要出国。
7月19日上午，杨玉德到资料科借东西，在室内抽烟，资料科的同志告诉他制度规定在资料科不能抽烟，他说：“你们的制度不合理，我是自由的人，任何制度对我都不管用。”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到自由的地方去，南斯拉夫多好！真自由。在这个国家里没有自由，政治对我是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