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上次发言后有十一位同志发了言，其中有八位同志提出了反批评的意见，这对我很有帮助。当党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我就把我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按自己的主观看法罗列了几条。现在看来，不可否认，我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片面的，而且掌握资料不全面。如肃反问题，我只知道我部“抓了三名，放回两个”，但据汤纪林同志说，我们斗出了十六个。
有人问，我的发言是鲜花还是毒草，这我自己不能回答，请丁主任做结论。有人问我“有什么企图？”“你既是好人，为什么怕肃反？”我坦白的说，肃反中我没有被斗，思想改造运动场中我也不是对象，我只是根据我的观察提的。至于我的历史，好人或坏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向组织上了解。
有的同志提出，我的“九点意见”对谁有利，以及今天黑板报批评我完全丧失一个共青团员的立场。现在要我从阶级立场上、思想本质上做出全面的检查也不可能，不过我的“九点意见”对谁有利，这是值得深思的。
八位同志的反批评中，有些意见是针对我的意见提的，有的是夸大了我的意见。关于肃反问题，大家可以翻翻我的发言，我从来没有说肃反是不必要的。
如果说我现在接受一些意见的话，是因为有些人拿事实说服了我。有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但也有些人把我接受别人的意见说成是“退了一步”，这就使我很为难，到底要不要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其实，我只是提了初步意见和大家来讨论，同志们的意见如果正确，我完全接受。这不是退了一步，而是进了一步。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不明确，请大家讨论。
1. 斗错的标准：我以前认为，这个人是好人，你斗了他，就是斗错了。现在有人说，应从结论来看，结论作对了，就是斗对了，这点我搞不清楚。有人说，贵州省没有斗，据说那里的肃反是我们进行了以后才搞的。听说给排水院也没有斗而解决了问题。我认为，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就当敌人来斗，这种方式是不是好，还须请大家讨论。今后内部还需要进行肃反，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好，是否像过去编译科那样，看谁有嫌疑就发动群众斗争，即先斗后调查。是不是可以把调查放在前面，弄清事实然后再斗。应当用审干的办法，这样是不是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斗。
辩论会上有人说，不一定抓去的人才是反革命，没抓的不见得不是反革命，那我怀疑，是不是我们在座的中间也有反革命？什么叫反革命？斗了没抓的和抓去又放回来的，是不是反革命？希望解释。
2. 一九五五年国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严正同志说，如果说一九五五年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的工业国之间的矛盾，就是推翻刘少奇同志“八大”的政治报告，这是给我扣帽子。我翻了一下宪法，宪法规定的总任务是国家的任务——是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为先进的工业国，实行三大改造。这个总任务是根据主要矛盾定的。严正同志是不是要推翻宪法呢？当然这样说没有必要。
关于要求对历次运动重作总结的问题，我从来也没有说过“成绩是次要的”，我的原话是“要根据事实加以分析，我们不需要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免不了的庸俗公式”。加上“庸俗”二字是不对的。我为什么还要求重新作总结呢？我是说应从“三害”的角度来审视一下过去对运动的总结。
3. 严正同志说我说话前后矛盾，缺乏辩证法。我从开始提意见到现在思想是有矛盾的，我在写“九点意见”时，主观上完全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可是现在有人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我和葛佩琦、储安平连在一起（这是受当时舆论的误导，实际上，两位先生的“罪行”也是莫须有的——今注），面对这些帽子我心里是不能平静的。大家给我提出批评，应该是为了让我接受，帮助我通过思想斗争改变错误认识，我希望同志们给我提意见。有人说，我站在反革命立场，我希望同志们帮助我改变这样的立场，我希望自己在这次运动中得到提高，吸取反批评中的合理部分，接受真理，这是我的态度。我相信我会从原来的立场上转变过来的，请同志们监督。
来源：钱煇焴提供的书稿《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