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来，大家对我的错误思想提出了一些批评，也说出了一些看法，供我检查。我本来早就要再作一次发言，但我想多看些文件，多读些政治理论书，更多同一些能冷静地帮助我分析的同志谈谈，所以直到昨天晚上，才写成这篇初步检讨书。
先说些题外的话吧!前天看了话剧“北京人”，讲的是旧社会知识分子的遭遇。我的精神深受震动，觉得自己对旧社会了解得很不深刻，“身在福中不知福”，在新社会还要经常不满，真很惭愧。尤其是这一次，更不冷静地发泄了自己的不满，受了文汇报的煽动。当时，固然自以为在帮助党整风，而且觉得党真的把三害除掉，我就衷心拥护了。但实际上我对党的感情很少，所以口头上是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眼睛却总是爱看煽动性的报导。想想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我的知识分子感情完全没有变化。
由此，我发表了不少谬论，今天认为是完全不应该的。我想通过这次思想上的运动彻底地改造自己。所以，除了大家提到的以外，我还可以谈谈我自己心里的想法。不过对大家提一个请求，不要苛斥，如果是为了澄清混乱的思想，那么大家诚恳地谈谈，象知心的朋友一样，是更有好处的。
具体的说了哪些话，现在已记不清了。不过我的错误思想大半在民主、自由这些问题上。其他方面的问题，可能也是严重的，但牢骚占多数。为什么呢？我曾说过，肉少，布少，我都无所谓。物貭生活好，固然也使人安定；不好，则粗衣淡饭，只要自由自在，有好书读，倒也不违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理想的。所以我说肉少吃一块，我不会感到浑身不舒服；但民主、自由少一点，我就不很痛快。言下之意是：解放后的民主固然比解放前多，但还不够圆满。我觉得，觉的政治目标是伟大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战争等等)，集中是过多了一些。比如说，过去对待分歧意见，就不是很能容忍的。在这一方面，我从没有检查分析，可能也是群众思想水平低才会有分歧意见。而且，有的是原则性的分歧，党如何能容忍呢？我过去没有这样想，是很片面的，只是觉得有点勉强，不很满意。我曾错误地以为：主动性受到了限制，没有趣味。近来报纸上常有教授写文章说，死死地按照教学提纲教书，照本宣科，很不满意。我曾想，这是个人不能充分发挥主动性的原故。所以，我过去是承认党的物质建设的成就的，我以为很伟大，但我以为知识分子对精神生活不满足。可是没有分析，为什么不满足？对什么不满足？
所以说，我曾感觉精神上不够自由，对于这一点，我过去有一些看法，自以为是很开明的。就是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消灭贫困，让每一个人有饭吃。所以，为了某一时期的革命利益，收得紧一点，是可以谅解的，非这样不能建设起来。而且，我以为，民主要以教育为基础，如果因贫穷而不能普遍受教育，奢谈民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尽管有这种认识，我还是觉得过去是不够民主的。这里不得不检查我到底要求是什么民主。陆定一同志说：“我们主张随着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逐步地扩大民主”。这是很辩证的看法。可是，我却片面地、非历史主义地推断为：既然民主还要扩大，那就意味着过去还不够扩大。而且，自以为这是事实。作为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可以谅解，但不能因此而承认过去在发扬民主方面绝对没有问题。因此，有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抱着绝对的看法时(据我的感觉)，我就反对，觉得太左，不实事求是。而且，更错误的是：越是这样提，我越感觉不实事求是，越感觉要以一种公平的态度来反对这种极端的看法。结果，混淆不清，再加上偏激情绪，以资产阶级民主来衡量今天的民主，就发出反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调来了。
具体地说，我对提多少人选多少人的办法是有意见的。固然，从理论上说，你不喜欢选谁，就可以把谁划去，另写一个。但是，非候选人的票数是否能集中？这是我存为疑问的。我片面地从机关中常接触的选举来看问题，以为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某些领导人不大肯在候选人名单上划去在大家比较普遍地不满意的人。我不是团员，可是我看过去编译科选团的干部时，是有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的。其次，我觉得人民代表也是直接选举好。例如，胡风、章伯钧之流，今天看来，如果我直接投票，不管他们是否当选，我反正不投一票。这是我的民主权利。我过去觉得让我选出的代表再去代表我投票，似乎总隔着一层。还有，我虽然没有想过民主党派是否应同共产党竞选，但我曾觉得共产党员中也有觉悟高低、能力高低的区别，我很希望在基层政权中的领导者通过直接投票来产生，并要使竞选人提出工作执行办法，如市政建设、财政开支之类，不妨各显神通，发表竞选演说。这样，我觉得我就有了更大的选择的可能。可是，这样做是否有意义，能不能做到，我是没有考虑过的。
总之，我以为，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是一个最进步的阶级。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我相信民主将是象水一样充分的东西，大家都能享受；但是，我又曾觉得，在当前阶段，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采取那一种更完善的民主形式，以及社会主义民主能达到什么样的具体尺度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具体的新的题目。匈牙利的悲剧，更迫切地要求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百家争鸣’政策，确实是一种新的贡献。对于这种政策，我是十分拥护的。可是，对于过去国内民主情况，我总不能很历史地去看，而且头脑里装满了一套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想，所以难怪要发出反社会主义民主的噪音来了。尤其在肃反以后，我情感上久久不能平复，于是彻底地向右倾，同党有了一种若接若离的关系。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一下：我过去发言时总把党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党”，虽然我也不是党员。可是肃反以后，我有时就不客气地称乎为“共产党”，有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简直要说‘你们共产党如何如何’。这是显然的，同党疏远的表现；不是说我反对社会主义，我觉得人不剥削人，工农生活日臻改善，从小资产阶级悲天悯人出发，我至少也能不有意识地反对社会主义。可是，我也不是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战土，与党的关系也没有达到同心同德的地步。比如说，对于过去的民主方式，我还是有牢骚的。
还是回过来谈对我这次右倾有重要影响的肃反运动吧!肃反之后，我闹了半年情绪，过去是爱读书，后来更以读书为唯一安慰了。对于同志们的态度，是十分冷淡的，有的甚至干脆不理。后来有了转变，但这不是从政治上有了十分正确的认识，而是出于一种无原则的彼此谅解的心情。党说肃反是正确的，我理论上能同意，只是觉得对我来说是不适合的，说这种话似乎有欠公允。我自己呢，从去年下半年起也不再叫冤了，更不希望别人再提起我在肃反中被斗的情况，因为那是触人心境的，也是伤面子的。而且我知道再提起是要再激起我对党的不满，因为一个人理智不一定常常能控制感情的。我想进步，所以我根本就不去想那件我以为可怕的事了。所以，这一次我并没有在肃反问题上发出很激烈的言论，就是抱着那样一种态度：彼此谅解。我的言行有错误，引起了党的怀疑，所以对我进行审查；事后发觉并无问题，并且觉得对我过分了一些，党向我表示了歉意，所以旧事是不必提了。而且，肃反之后，党更信任我，重视我的工作能力，何文同志来了之后马上妥善地处理善后的事，更使我十分感动。坦白地说，党对我的信任，也不是一句空话，我是能感觉到的。不过，肃反中这我把信件、日记等等交出来，我可以不抱冤，但是我不能说这也合乎民主。
所以，这一次整风中我对民主、自由问题发表的牢骚最多，而且教授们在各报上对这些问题发表的偏激言论也最多，所以平时和钱(煇焴)、王(颂华)、彭(石安)等人在一起，也对这些问题最感兴趣，好象党就不曾给予我们民主似的。固然，现在冷静地一想，我们的制度在根本上是一种最民主的制度，只是因为历史阶段不同，因而民主内容也有所不同，我看问题太偏激了。民主毕竟是手段，如果这个手段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如无政府主义，那么党就不可能实行这种民主。每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都要克服这种片面的想法。而且世界上其实不存在纯粹的民主，都是有指导的民主，还是要认清事物的必然性才好。我过去对此没有认识，所以这一次犯了错误。我总是从落后的方面来看问题，反而自以为公平、客观，其实一点也不公平、客观。这一次就是如此。
其次，谈谈我对民主精神的理解。前些日子，老舍的文章中也提到这一点，我是有同感的，可是我对民主精神的理解是极片面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各种政治观点共有：一律给予发表的机会，而且让它们自生自灭，可以彼此批评，但不可以有组织地进行，民主的态度就是天然地承认并容忍人有不同的见解，正如有不同的面貌一样。我这一次公开地反对有组织的，延长开会讨论钱煇焴的问题的(注：指出版社曾研究延长讨论钱的问题的时间，陈说：这是什么公道，并表示退出整风。果然在一次批判钱的会上，陈借去印刷厂为名，没参加)除了情绪上有共鸣外，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且资产阶级社会是有这样的事的，一个保守主义者，看见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不合法的待遇，他可能抗议，他可以说：“尽管我与你的观点不同，但我愿意支持你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季米特洛夫受希特勒审判时，有这末许多观点不同的人为他呼吁。法国作家左拉为了支持一个犹太军官，在当时几乎身败名裂，可是他毫不计较这种精神，我一向是佩服的。对钱煇焴的大鸣大放我是充分支持她这种行动的。
总的说来，我这次怎么会暴露出这么许多混乱的错误的思想呢？原因很复杂，除了上面谈的还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我是一贯的坚持所谓中间立场，我知道，无产阶级是不承认有这种立场的，但我有时还要从这种立场去看问题，而且以为这样可能更客观一点、公正一点。在政治态度上我基本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但在具体生活中，我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书是一律看待的，固然比较信服唯物主义，这是钱(辉焴)的意见发表之后，我说钱是毒草，罗(登岚)也是毒草，就是觉得钱的后果太严重，但罗的意见也有相当程度的教条主义，可是民主之如(？)有一个信条：我对一切都怀疑，包括对自己意见的正确性，所以说自己的意见可能也是毒草，那天在会场上(指部召开的三次辩论大会——注)别人拍掌，我不拍，就是一例，可是要走中间路线的人，总不是无产阶级出身的，所以情绪总不免右倾。
我这次立场不稳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平时不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何文同志常劝我说，努力学习政治理论，不要只醉心业务。可是我常常觉得，马列主义A、B，C没有什么新内容，胡(绳)、艾(思奇)等党员理论家解放前的东西我还有兴趣读。解放后的文章内容空洞，文字也不工，象觉得吃糙米饭一样，营养价值可能有一些，味道总不好。费孝通的文章出来后，我大为欣赏，他运用大量宋词句子，我玩味他引用李清照的“乍暖还寒时间，最难将息”并拍案称绝。其实说穿了，他是在替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情绪辩护，要党迁就落后而已，那意思就是：知识分子现在是拥护党了，但是希望以这个代价换取党的照顾，尤其是思想意识上的宽容。一间房子三本书，你不要批评他，也不要求过高，他呢，不反对社会主义，努力做事而已。这样就否定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我欣赏费的文章，当然思想上起了共鸣。这是我的初步的自我检查，可能很不深刻，以后再想想，再作批判。
最后附带说几句，我欢迎大家帮助我，也可以揭发我，如果我有什么言行不正确的话。我自以为是没有什么严重问题的，所以并不怕有什么后果。
1957年6月25日
来源：《城市建设部整风办公室编印“整风通讯”第三期》，1957年；钱煇焴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