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个资料是普通班和新闻班同学在整风学习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带有政策性、方针性的原则问题。资料所列各个问题中的具体意见，主要是根据一部分小组的纪录和支部整理的材料摘引出来的。有的是个别同志的意见，有的是少数同志的意见，也有的是相当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这些意见，多数是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前的，也有6月8日以后的。印发这个材料，主要是给大家提供深入思考的线索，便于开展讨论，辨明是非，克服错误思想倾向，以求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统一认识，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1、怎样开展整风运动？有些同志认为：整风应从中央整起，中央不首先检讨，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也不可能切实达到整风的目的，如说：这次整风中央应该首先整，有些错误其责任是属于中央的，中央应该首先担负起来，过去很多运动，总是感到“整下不整上”，“越往下整得越重”，其实下边发生的不少问题和错误是和上边的领导有关的，上边只要失之毫厘，下边就要谬以千里，下边很多干部经常感到上边压，群众顶，每天受夹板气。如果上边不首先检查和承认错误，则下边同志就很难顺情顺理地检查下去，思想认识上也就很难提高，积极性势必受到挫折，上下团结势必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来自上边的缺点错误如果不首先从上边改起，下边就不可能彻底改正过来，就不可能切实达到这次整风的目的。
这次整风希望省书、中央部长以上干部好好整整，他们在以往※※※※※※指挥或督战人员，都是整人的人，其实他们的毛病并不比下级干部少。这次中央如果对他们迁就，官僚主义就更大了。对直接和群众接触的干部（厂长、校长等）应该保护！
中央不要担心下边不检查，只要上边都象七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或1963年财经会议那样作法，下边也会随之作深刻检查的。
2、有人担心提了意见要挨整，整风是否真能解决问题？
历来整风都是先让下边“放”，号召下边大胆提意见，但每次都是谁提的意见越多，挨的整也越重。这次是否真能扩大国内和党内的民主生活，是否真能作到逐级直到中央，都能毫无拘束地进行批评？
有人说：整风能否解决问题，要看司、局长级干部能否发动起来，而这一级干部比民主人士顾虑还多。党内也有处世经验！
3、现在整风是否适时？有人说：现在整风不是时机，下边思想搞不通，肃反还没有完全结束。这又和每次运动一样，是中央脑子热了。
4、矛盾是那里来的？是不是共产党自己制造矛盾又自己解决矛盾？我们有没有能力解决矛盾？内外夹攻的办法好不好？为什么不“先内后外”而要内外夹攻？
有人说：整风开始说自己整自己，和风细雨，后来又说要内外夹攻，加点疾风暴雨，现在又说要集中反击右派而后才能整好风，这是怎么搞的？我想不通！
我们自己有系统有事实地讲了一顿，成了动员群众的力量。什么分配有问题呀，什么工资有问题呀，结果是农民起来和工人比，工人起来和干部比，下层干部和中层比，中级和高级比，高级又跟毛主席比。我们这么大声喊叫，被人家抓住了，这叫自己制造矛盾又自己解决矛盾，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干部的思想很混乱，谁也想不通为什么—定要采取这种方法整风？学校机关乱贴大字报，弄得干部被动，有的抱头痛哭！民主给了坏人，被右派抓住了，中间力量也动摇了，不满现状的群众也跟上他们走了，有的党员也跟着瞎闹，有什么好处呢？
我主张先内后外，而不是先外后内，里外夹攻。为什么一定要人家指着我们的鼻子整呢？难道我们自己先整一下就不能整好吗？事事都要走群众路线，我看是“教条”，难道非发动群众，非搞运动不能解决问题吗？结果现在是谁也解决不了，邓老报告说没办法，刘子久也说没有办法，难道叫部长排队去买肉就是好办法吗？
有人说自从提出百家争鸣以来矛盾就多了，矛盾百出不可收拾了！
5、这……准备够不够？为什么整风中又掀起反右派斗争？这个斗争开展得是否适时？对右派打击是否过重？
有人问：这次整风原说一年准备，为什么突然提前，全面轰开？而不先搞典型，—步步地来？有人说：中央不开全国会议布置一下，把斗争的复杂性交代清楚，中央主动，下面被动，这很不好。中央有些负责同志未免把问题说的太简单了，中央怎么都好说，下边可是不好办！
有人说：中央是不是对老干部的觉悟估计过低了，以为这些老干部非拳打脚踢不可？是否对民主党派党外人士估计过高，想依靠他们整风，就忘了民主党派的复杂性？是否由于中央对情况估计不足，出了偏差，没法收场，才把锋芒扭到反右派斗争？
有些同志认为：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扭得太急，压力太大，影响了运动的继续开展，阻碍了右派分子的继续暴露。
6、如何正确对待党外人士的批评和右派分子的进攻？
有人说：看到到处指着党的鼻子骂，内心里真象36——37年国共合作时摘掉红军帽子一样难过！
有人说：党和国家白花了钱培养了这一帮混蛋！老子革命时你们干什么去了？现在生活这么好，待遇这么高，白拿钱不干事，还反过来整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有人问：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怎么划分？对储安平、葛佩琦如何认识？北大的“黑格尔恩格斯派”是否特务外围组织？林希翎好象是个反革命分子，对她怎么处理？难道白白让她骂一顿就算了？
1、对三反肃反的成绩和缺点应如何估计？有的同志说三反、肃反都应根据毛主席报告重新检查，很大部分打了自己人，用对敌人办法对付了自己人，混淆了敌我、是非矛盾的界限，造成了党与人民内部的不团结；领导运动中中央把个别当一般：搞胡风是对的，在全国开展反胡风运动是不妥当的；对领导不满也整，现在大字报骂领导也对了，三反、肃反强调划清敌我界限，是否形成宗派主义的原因之一？现在又说不从六亿人口出发了，片面性，绝对化很严重！有人说：全国搞出八万反革命，是现行的，还是历史的？斗争面有多少？自杀的和死于不白之冤的有多少？中央应有全面的总结。什么条件下成绩是基本的，什么条件下不是基本的？也不明确。有人对肃反、三反的估计抱保留态度，等待中央作进一步的结论。
2、这次肃反有无扩大化现象？有的同志认为肃反有扩大化，对情况估计也有扩大化现象。有的同志问：现行反革命是否靠群众运动能搞得出来？并认为这种做法值得考虑。有的同志认为肃反有成绩，但偏差不少，如果不因胡风事件惊惶失措，错误和缺点就可能少一些。
3、三反、肃反提出控制数字是否必要？这些控制数字起了什么作用？有人说：这些“指标”，不少是主观主义确定的，必然会造成下面逼供信现象。大会小会典型示范，实际上就是逼、供、信，当时硬向各单位要老虎，限期限量，交不出老虎就说那个单位领导不干净，应该撤职。也确实有被撤职的，有的怕撤职就胡打起来，打出来一起假老虎。肃反时打击面较宽，和中央提出的5％，有密切联系，有的单位肃反搞不起来，曾在大会上被点名，这就促进了下边单位犯错误，去凑那5％的数字。有人说：三反的10％，肃反的5％害死人，确实死了不少人！
4、胡风是否反革命？有的同志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只是历史反革命。有的同志则认为三批材料不足以服人，北大的大字报“言之成理”。
6、有的同志认为在运动中处理的一些问题，失之过严。如刘青山，好的时候一直表扬，发现他贪污、铺张浪费及品质道德上变质时，便一棍子打死，这种作法是值得研究的。刘青山是否需要杀死，值得考虑。黄逸峯的问题，现在看起来，实际上是官僚主义，当时处分过重。有的同志提出：饶漱石是否还可以留在党内？邓子恢同志因合作化问题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否过重？薛迅不同意统购统销，是否就是反社会主义？这次主席对华东美术学院江丰提出要查党籍，说是第三党。这对下边同志又是压力不小！
1、农业合作化是不是冒进了？
有些同志认为合作化慢些此快些好，去年发展的太快了，如说：中央批判了右倾保守之后，几个月内就使全国合作化了，现在看来速度虽快问题很多，今后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专门作巩固工作，如果慢一点，边发展边巩固，那不比现在好些吗？有人说：合作社一下轰到90％，盲目搞大社，干部思想准备不足，对群众教育不够，组织领导跟不上，干部条件不行，技术条件更差，如果一年搞到50％左右，问题可能就少些。
2、合作化中的偏差是否由于速度太快产生的？
有人说：合作化中有许多严重缺点：干部强迫命令、贪污、盲目推行新耕作方法，有些社太大，社员集体观念没有很好建立，造成牲畜大量死亡，副业萎缩，部分粮食减产，社员闹事等。这些缺点之产生，是由于合作化运动冒进了，没有坚决贯彻自愿原则，没有采取从初级到高级社，从小社到大社，逐步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一下子搞到90％，是太快了，中央没有及时加以控制，头脑有点发热了。
3、三改是否都太快了呢？有人认为：三改都太快了，北京市高潮一起，席卷全国，邻导跟不上，问题就都出来了。
4、统购统销对不对？偏差是那里来的？国家是否从农民手里拿的太多了？
有人认为：征购当中存在着问题：国家积累多了些，工业化快了些，从农民那里拿的多了些。
有人说：统购统销上级卡的太紧，明知饿死人，也得执行。
有人说：粮食增产数字形成比赛，反右倾保守，数字越大越好，有很大虚假现象。下级干部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报少了上级也不相信，中央也喜欢说多，不愿听少。按计划数字征购，农民就留不够应有的口粮和饲料，饿死人的事件也是从此产生的。下面政策观点和任务结合不起来，任务又和群众观点结合不起来。
有人说：农产品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比解放前扩大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加工后的消费品价格也相差悬殊（如生猪与猪肉、甘蔗与糖）。谷贱伤农，以致农民不安于生产，盲目流入城市，不利于工农联盟和发展生产。
有人说：政府把农民的许多副业生产（如榨油、作豆腐……）都统起来了，与民争利，迫使农民不得不再花钱购买这些东西，造成了农村的购买力提高的虚假现象，实际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扭。农业虽然增产了，有些农民的收人却不见得增加，农民的负担不见得比抗战前减轻了多少，这样下去农民生活不会好。这样情况，领导上是不会知道的。毛主席去了，农民谁会说自己的生活不好呢？
有人说：去年高潮一来，脑子一热，忘掉了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这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强调职工福利，忽视了农民，这是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1、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反右倾应如何估计？
有的同志说：去年全党号召在每一个角落里反对右倾保守，挖掘潜力，于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都一律大张旗鼓反右，造成许多损失，直到现在还无法很快扭转。如：整个国家计划庞大，都是以“社会主义风度”进行，许多方面不能相互支援，停工待料，中途更改，搞了些“参观厂”“待料间”（如汽车厂、纱厂）；工资提高面太宽；干部提拔太快，有的连提三级，形成头重脚轻，“长”多“员”少，甚至有“长”无“员，不少是滥竽充数，拔苗助长；大招学生，大搞福利，结果财政出现赤字，物资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基建削减，宿舍也不盖了，工人福利要自己动手了，干部要下放了，技工学校也要改成学徒制了，毕业生无法分配，有的闹事，这些问题，中央应在基本指导上负主要责任。
有的同志认为：去年强调反右倾，什么都右倾了，农业、工业、文化……什么高潮都来了，这是主观人为的假象。合作化快了，其它方面也用不着都来个高潮，一年的步子可以分做两三年走。没有经验是客观原因，但问题在于又不小心翼翼，没有经验加大胆冒进，这就是犯错误的根源。
有的同志认为去年冒进主要是从“上边”来的，去年搞12年规划，一直反保守，结果作出了个冒进计划。许多工作冒进来源于北京。如非生产建设过多，过于豪华，大专学校盲目发展，动员在职干部考大学，服务性行业盲目“合作”、“合营”，盲目搞国营剧团等，都是从北京开始或在中央支持下搞的。
有人说：中央对去年的冒进始终也没明确表示态度，分清责任，总结教训。如工资、提干问题，总是说：当时提的也对，现在减薪、下放也对，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如提高工资是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国际影响很不好，群众有意见，这些问题，缺点是主要的，还是成绩是主要的？有人说，按少奇同志的说法，对职工福利一下子甩手不管，把社会主义拉到国民党水平，这怎么能说的过去？
3、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生活特殊化，如何认识？如何认识铺张浪费产生的原因？
有的同志认为：铺张浪费，摆官架子，生活待遇特殊，都是上行下效。试问大少爷作风来自何地，源于何处呢？试问国家计委和建委居住的所谓城堡式的大楼，北京市内到处林立的高楼大厦，其规模之大，标淮之高，其奢侈豪华，其大少爷作风，全国有几个机关、几个地方能比得上呢？试问，全国各地的这种大少爷式的建筑，是谁点头允许，是谁批准签字的呢？试问，前年刚刚批判了基本建设中的铺张浪费，接着又在节约过分、影响质量的论调下恢复了铺张浪费，这是谁的过错呢？试问现在一方面报纸上喊勤俭建国，一方面又大肆宣传北京市内规模巨大的各项建筑和其他地方富丽豪华的风景建设，这是不是还在继续大少爷作风，而敢于继续这种作风的人又是谁呢？
关于生活特殊化问题，很多同志认为高级干部待遇太高，和一般干部生活悬殊，特别是对高级干部的特殊照顾太多，以致脱离群众。有的同志说：工资悬殊并不大，悬殊的正在于这些特权。有人指出：对工人的住房问题算的倒很科学，可是对中央机关住的、穿的、吃的、阔气作风，特别部长们的特殊照顾没听见指责，这是“大缸倒了油，小道上拣芝麻”也有人认为：不能说高级干部的生活都高了，如厅、局长一级干部，真正生活好的是孩子少的，但为数不多；有一些是中常情况；孩子多，负担重，生活并不好的也不少。应怎样分析这个问题？
1、墙、沟表现在那些方面？有人说：存在于个别党员和党外群众之间，有人说沟和墙存在于全党和党外群众之间。
2、它的来源是什么？有人说是：（1）阶级矛盾；（2）思想方法的错误，造成工作中的错误，形成了隔阂。
有人说沟墙是来自三大主义，有人说沟、墙主要是宗派主义造成的，宗派主义的根源是：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另外，中央对党外人士也采取安插方法，而不是使用，这对下面也有影响。也有的同志说肃反中伤害了知识分子，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和沟就是由此形成的。
3、有人感到党与非党之间应有的“线”和不应有的“墙”、沟”很难区别。
1、如何正确估计党对历次运动的领导？对运动的成绩、偏差应该怎样认识？
有人认为：中央善于集中精力抓住一环突击工作，喜欢采取大运动形式推动工作，这在大规模阶级斗争时期是必须的，但在今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应该使整个国家处于正常状态，不应经常在运动中过生活。运动代替不了社会主义建设！老搞大运动，突击工作，人为的紧张，就很难照顾全面，稳步前进，就必然影响日常工作，产生官僚主义；就最容易走两极端，只从运动当时去观察成绩，不能从全面长远着想，就不免留下许多问题，要长期搞善后工作。
有人建议中央考虑为什么要以运动治国，而不以法制治国？
有人认为：中央在每次大运动过后，及时总结经验提高干部、教育群众作的不够。过去的总结多是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难免的，或者把偏差诿之于经验不足。没有分析即使1％的缺点和错误会引起多大的影响和危害。
有人说：运动开始，党内思想赶不上，准备不足，中央限期发动，抓住典型，大会批评，甚或撤职，惩办，不准反面意见抬头，动不动就扣上个思想抵触的帽子，下面思想没通，越搞越左，到了运动末期，又大力纠偏，这种领导方法，是产生左右偏差的重要因素。有人说：这种领导方法是一点论，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今后应该多加强对下级的教育，全国性的大运动，要在党内酝酿成熟了再展开。
有人说：运动开始模模糊糊，最容易犯错误，好“出风头”的不是受表扬就是倒霉，不如迟一点，等看清楚了再行动，到了最后，人家还可能说你稳当！
2、掌握和执行政策中的“一股风”随风倒的毛病，是怎么来的？
有人说：中央各部门的三大主义并不比下边少，掌握政策是一股风，反了保守反冒进，反了冒进反保守，几年来几次大的冒进都是上边灌下来的，“天下大事，右久必左，左久必右”我们总是一条腿走路，上边怎么说也是辩证法，下边总是挨批评。如反右倾中的许多问题，中央应在基本指导上负主要责任。
有人说：领导上时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精确地调查研究不够，有时是以典型代一般，有时布置的指标数字不正确。三反、肃反，关多少人，杀多少人，处分多少党员都有数字，这不是主观主义是什么？许多偏差都是从这里产生的。许多提法都太绝对化了，提拔干部就是“大胆大量破格越级”，不到半年又说干部要定下来，一个不动；强调职工福利就大事批评下面不关心群众生活，要给调到兰州的上海工人修上海式的市场，现在又提出动员职工家属回乡了，又和国民党时期的水平比起来了；基本建设上马时不考虑下马，下马时又不考虑上马，造成许多损失。有人说：中央掌握政策不稳的根源，恐怕张奚若说的“好大喜功”有点对，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还有思想意识问题。
有人说：中央负责同志如能多下省厅检查工作，多了解中下层干部思想，比参加体力劳动，给群众多种两棵树作用大得多！
3、如何正确估计党内的民主生活？某些强迫命令作风、假报告的风气是从哪里来的？
有人说：党的民主不足，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存在着很不正常的情况。中央过分强调了组织性、纪律性、统—性，有时主观决定问题，下边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愿提。党内存在着一呼百诺的风气，上边说什么，中间不区别情况，不结合实际就硬冲硬贯，时间又紧，下级只好盲目服从，强迫命令，硬行贯彻，出了不少问题。假报告的风气是怎么产生的呢？有人说：中央各部门及省及领导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不愿听反面意见，听到好的，不加审查，就当经验下达，提的不对头，就给扣帽子，因之下面就发生了假报告，逐级欺骗，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了全党的主观主义，有许多真心话就不能随便讲出来了。
有人说：反高饶，反分散主义，无形中把党的民主也有点反掉了，四中全会以来党内出现了某种虚伪、油滑的作风，遇事推诿，假客气，不负责任，好象出现了一批“党内的民主人士”！
有人说：党内民主生活还很不健全，不少领导干部民主作风很差，影响所及，在党内外干部中有一种很严重的捉摸领导喜好说话行事的风气。少数人迎合奉承，很多人不敢独立思考，唯唯诺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严重地影响了领导上实事求是地了解情况处理问题，影响了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有人说：现在公开不敢打击报复，但无形中在关键问题上（如提拔、调动、鉴定、审查）给点小鞋穿穿就受不了，少奇说遇见不对的事应该“顶”一下，谁敢顶！？
有人认为：八大选举贯彻民主精神不足，中央代表一部分是由中央提名然后交机关选举的，有些选上的不令人满意，这是一个不民主的表现。
有人主张：把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推行到机关中来，实行“首长选举制”。
4、有些同志认为：中央对下批评严，但却很少自我批评，这种看法对不对？
中央总是强调政策方针正确及时，有了错误就责备下级领会精神不透，执行不灵活，水平低，几年来领导很少认真检查自己，越到上边越缺乏自我批评，主席讲自己也有好大喜功，但其他领导干部很少这么检查的！
中央报告对全国性缺点产生的原因说得很少，却只强调下边有官僚主义！对人民日报13日社论说矛盾集中在领导被领导方面，特别是官僚主义，想不通。
如何正确看待国际交往和援外问题？有的同志觉得援助越、朝以至柬埔寨，还是必要的，但似乎有点越作越大，是否因为人家说我们是大国，国际地位提高，因而也有点飘飘然了？帮助别人要考虑到我们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接待外宾，气派也大了些，有点骑虎难下。有些场合讲究排场多了一些。国外代表团来往浪费太大，有些地方挥金如土，送礼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