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1
1.总论…………………………………………………………………………1
2.关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3
3.关于如何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问题…………………………………………9
4.关于计算私方人员工龄问题………………………………………………12
（二）公私关系问题………………………………………………………………14
1.工作关系……………………………………………………………………14
2.阶级关系……………………………………………………………………20
3.关于撤出公方代表、取消工人监督、撤销董事会………………………23
4.公私合营应即改为国营……………………………………………………25
（三）关于赎买政策………………………………………………………………26
1.对定息的性质的看法………………………………………………………26
2.定息时间多长？……………………………………………………………28
3.赎买应从那一年算起？……………………………………………………30
4.定息的名称和支付办法……………………………………………………31
5.对赎买代价的意见…………………………………………………………34
（四）中小资本家、资方代理人问题……………………………………………35
1.中小资本家要求摘帽子……………………………………………………35
2.中小工商业者有些什么要求？如何解决？………………………………38
3.中小资本家不服气问题……………………………………………………40
4.私改中对中小户的生活关心不够…………………………………………41
5.资方代理人要求政府合理安排……………………………………………41
6.资方代理人要求摘帽子……………………………………………………42
7.酬劳金问题…………………………………………………………………43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关于阶级和阶级分子的关系，他仍然说阶级和阶级分子应当有所不同，这就是集体和个人的不同。阶级分子组成阶级不仅是数量上的相加，而是要起质变，如起初是零散的资本家，没有具体组织，阶级本质就不那么明显；到资本家组成自己的团体（如旧商会），其阶级恶劣的本质就露出来了；再进一步组成政权，其阶级本质的危害性就大了；组成国际性的组织危害性就更大了。他说，阶级本质是不可调和的，不可改变的，而人是可以改造的。”
（6月6日人民日报）
北京市工商联常委、北京市新药业同业公会主委阎少青：在民建中央常委会和北京市委员会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他说：“政府对资产阶级的看法，应由几十年辛辛苦苦为国家积累了一点工业这方面多看些；政府的照顾是不够的，别人是愉快地在建设社会主义，而资本家是思想上带着锁链在建设社会主义”。他又说：“定息发放后，左扣右扣，结果是徒有剥削之名，而无剥削之实；……精神上的问题，是戴了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能改名称，称大家是干部呢？我认为不能以定息或放弃定息作帽子的交换条件。” （5月14日光明日报）
阎少青说：“80％资本家的资本不足2000元，即以2000元来讲，相当于现在月入50元工人的40个月的工资。假如有的职工在条件的许可下，每月撙节25元则80个月可以同我国现在的80％中的一个资本家的资本相平衡。从经济上区别，可以看出职工同广大的资本家的距离不远，并非两极分化，到一生一世盼望不着的事。”
“有人讲，若不是解放来得快，会有更多的资本家出现，是有来由的。解放前受着资本家剥削的工人、店员，也是准备自己成为剥削者。在此‘鱼龙，龙鱼’变化（是否可以说是阶级变化）的情况下，自然会产生适于当时情况的思想感情——相互依存的思想感情，所以当时同工人阶级的思想上的距离保持的若即若离而不是水火矛盾。” （5月28日北京日报）
江岸区百货业副主任委员周庆余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不仅现在没有对抗性矛盾，五反以前，也没有对抗性矛盾。五反是对抗性矛盾，我不同意，工商界既无武器，又无军队，只是为了钱；爱钱，对任何政府是没有对抗性的，政治思想上的对抗，那不仅工商界有，其他阶级也有，不能算对抗。五反运动说是反对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进攻，那里来的进攻呢？简直是错误的。我们零售商提的反漏税，实际是要别人交家当，我们店子一下子就搅去了资金70－80％，有的弄去百分之百，弄去的这些钱，搞什么去了呢？搞了几个建设，但很多是老干部拿去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花了。五反这一下，对我们来说真是太厉害了，现在是‘痛定思痛犹有余痛’。共产党说工商界是朋友，五反就不是当朋友看待，不然就不应打得这样狠，有些工商界人被逼死。我认为五反中这些死去的人，政府应该追悼一下，不然所谓朋友，就是空谈。五反当中计算的漏税数字，要检查一下，高了的要退，这样才不致使党在政治上受损失，只有这样共产党才是真正伟大。” （6月12日长江日报）
申崧山：“工商界人士说：党过去的改造政策，气能把你气死，乐又能把你乐活。如五反后，有六项措施，措施之后，有自查补报，没有草包肚子你就受不了‘改造’。我自己体会到：党的改造政策有时不实事求是，为达到动摇资产阶级经济基础为目的，不择手段，把老的吓死把少的气死，党当时满足于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 （6月2日河南日报）
1.最根本问题是是否还愿意剥削的问题。主动申请合营，接受改造，有很多人愿意放弃定息，这些不都说明了愿意放弃剥削吗？可是，我们当资本家是旧社会给我们造成的，当时社会制度是那样，再加上生活的逼迫才当上的，当时可以说哪一个职工不想当掌柜的呢？现在是分成了资本家和工人，而几年前思想基础不是差不多么？所以我们总有一个想法，觉得“共产党就是先团结没有钱的（不管他们当初怎样），来对付有钱的”。资本家尽管有些好的地方，也不能说资本家好；工人再有缺点都把他说成是资产阶级熏染的。 （5月14日大公报）
宋吉甫：“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从12岁起当学徒，过去也是工人阶级，可是旧社会里大家都往上爬，我有本事，爬上去了便成了资产阶级，那些没有本事的爬不上去，便成了工人阶级。所以我们并没有什么罪，只是那个社会兴往上爬。过去中央首长报告中说，要我们不怕碰工人的钉子，意思好像说我们过去有罪，现在要向工人赔礼认错的样子，我很不同意，我们过去根本没有什么罪。” （5月24日长江日报）
据光明日报5月4日报道：资本家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感兴趣。有人说，把今天中国资产阶级看做毒草，显然是错误的。也有人说，资本家本来就是毒草，但共产党这个园丁，善于栽培，用米丘林的接种法，把毒草改造香花了。还有人认为，资本家就是毒草，就是看你怎样用法，比如罂粟，用来制鸦片，就是有毒的；如用来提炼吗啡，在医药上就有用处。
章乃器：“工商业家问：‘为什么还是一个两面性？’‘改造7年了，反动的地主都已经大多数改造成为劳动人民了，何以作为盟友的我们仍然还是两面性？’‘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
他说：“毛主席所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结合着一系列的客观事物的辩证性质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工商业家理解到：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需要改造。”
他说：“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可以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对于一个反动的阶级，唯一的办法是作为敌人来对待，而绝不可能是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应该看到，只要这两个阶级的区别稍微再扩大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由落后变成了‘半反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很危险了！”
他又说：“‘五反’斗争的考验是什么呢？‘五反’斗争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不但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民族资产阶级也不会造反；全部‘五毒’资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违反的问题，而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它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来，作为一个爱国的阶级，就很难设想会在今天造反，眼看到祖国前途的光芒万丈，它应该是更加爱国，怎会造反？‘工商业家可以爱国，但绝不会爱社会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交出了它的生产资料；作为一个阶级，它已经处于基本消灭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社会主义从而消灭自己的阶级，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定论了。应该是教条主义者深刻检讨自己的时候了。”
他又说：“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是不剥削以至反剥削，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区别是显著的”。但“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的，……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主要的是两面性，仍然是属于思想习惯的范畴。最严重的情况，也只能用‘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两句话来形容，这都绝不是什么先天的、本质的，而只能是后天的、习染的。‘阶级的烙印’也只能盖在‘皮肤’上，而绝不会盖到‘骨子’里去。……在今天还要片面强调阶级特性、而不同时指出人类共同本性这一个伟大的目标，显然是错误的，脱离实际过分强调阶级矛盾，也是不适宜的。”
（“工商界”1957年第六期）
章乃器：在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在谈到对工商界的宣传教育工作问题时，章乃器认为这方面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很严重。他认为4月22日人民日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社论中的教条主义就不少。他说：这篇社论对于工商界积极的一面是讲了，对于消极的一面讲了3点：消极自卑，违法乱纪、盗窃资财，骄傲自满，这三条究竟那一条是主要的，很不鲜明。有人对他说，私人违法乱纪、盗窃资财的百分比绝不比合作社、国营工厂来得多。说工商界消极自卑，也不能完全怪私方，还要看公方是否创造了条件。其次，文章中片面强调要服从领导，就必然有职无权。还有，文章中说工商界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就是说，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已经改造过了，如果还要脱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如何能不消极自卑？ （5月9日人民日报）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毕鸣歧：“资产阶级今天已经把企业交出来了，而且是敲锣打鼓地走过来的。很多人都要求进步，要求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凡是有条件走出家庭的，都走出家庭参加了社会活动，参加各项工作，而且大家在工作中都任劳任怨，并无怨言。在我们工商界思想改造有着如此变化的情况下，还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留恋资本主义，走回头路等等。我认为这样的教育、改造方法是与实际不符的，这是教条主义的片面性。”
“还有，由于对手工业的管理不强，也给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可是，社会人士对这一点分不清，他们分不清那些是工商业者，那些是手工业者；而把手工业者的这笔账也算在工商业者身上了。……这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一种打击，不符合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5月18日大公报）
毕鸣歧：“千家驹同志说‘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否存在以及两面性应作怎样解释的问题。首先应问资产阶级今天是否已经全消灭’。我同意以上这个提法，这是个解决思想关键的问题，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经过几年以来党和政府所给我们的思想改造教育多般都认清即便使资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还是长期的。没有人设想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阶级消灭之前而先消灭。有阶级就有两面性，就有阶级关系。这是多数工商业者所懂得的事，不过主要问题不在这里，我们应当回忆全业合营前几年来阶级教育工作是什么呢？我们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就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有消极的一面如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等五毒行为。这个印象深入人心自全业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阶级矛盾基本结束，我们的阶级教育还是说阶级仍然存在阶级关系存在，两面性也存在，并没有把阶级正在消灭过程到了什么程度？阶级关系在企业中是否是主要的？两面性的变化的程度如何？都未加分析就简单的说阶级存在两面性就存在，我们用这样一个教条主义的方式是不能说服人的。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工商界可能分两种一种是口服心不服，你说怎样就怎样，一种是口不服心也不服，甚至于他们说两面性没有了，主要是说的消极一面没有了，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都没了，使用什么还去犯五毒行为啊！他们说的没有是指的民族资本家还掌握着生产资料所有权来进行五毒行为的这种消极一面没有了。如果把道理讲清楚阶级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也存在，例如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这些属于思想改造的范畴，我相信工商界是会同意的，这样的概念是会使我们接受改造更有信心。
全业合营后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阶级矛盾基本结束了，阶级存在的成分也应当大大起变化，因为矛盾基本结束了，而阶级是否也要到基本结束，阶级关系是否就很淡薄了。应当说明不管是阶级存在或将来不存在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究竟阶级在什么程度下可以消灭，那么说就以定息还有6年为限了，这个时间照社会发展情况看时间是长呢还是短呢？我总认为时间相当长，因为现在是在一个高度的革命变化时期，很难估计，这样死板板的规定下来还有6年是否能适合社会发展规律，啊，现在是仅仅以定息扯着有定息就有阶级，有阶级就是阶级关系，有阶级就有两面性，这个进度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以人的思想进步衡量呢？还是一定要规定还有6年呢？还是瓜熟蒂落随时摘瓜呢？我认在今天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思想改造完成的标准是什么，怎样看出来改造完成或改造未完成。如果说阶级一日消灭两面性也马上消失了，也是很不现实。大学毕业有大学课程，对于思想改造能否有个课程是很困难，即便是还有6年也应当做出6年改造规划。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解放前在某一种情况下有过合作曾共同反帝反官僚反封建，建国以后就接受了利用限制改造响应各项爱国运动拥护总路线实现全业合营，几年来在经济建设上是有它一定的贡献，为什么现在还把这个阶级关系阶级两面性抓住不变，这在生产建设上有什么好处。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大踏步的向社会主义迈进，但是我们民族资产阶级还在缚着足，迈不开步，跑不快，要求放开足，勇往直前为社会主义贡献更大的力量。”（5月30日人民日报）
天津市工商联副秘书长田玉璞、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先勤、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吴秉钧三人联合发言：“解放七、八年了，工商业者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变，要求周围的人对他们给以恰如其分的估计。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说过二重性，没有两面性，二重性和两面性是否一样，如果用二重性也可以说明问题，可否把两面性这个名词改为二重性，以示阶级不同，免得一些人一听到提两面性，就想到‘五毒’，免得损伤了工商界的自尊心。”（6月2日人民日报）
田习之：“我不同意现在还有两面性的说法，因为资产阶级的本性是随‘资产’而产生出来的，现在没有资产了，‘性’也就不存在了。”（5月20日四川日报）
杭州工商联副秘书长闵子说：杭州有个工商业者说，“现在工商业者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正在互相转化、互相渗透中，资产阶级分子有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和工人阶级的思想一样，在工人阶级当中也有资本主义思想，并且和资本家的思想一样，这就是说你的思想中有我，我的思想中也有你，……今后不要再提什么阶级关系和两面性了。”（5月22日人民日报）
湖北工商联副秘书长宋莲甫说：“关于工商业者的两面性问题，他认为：作为阶级的消极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工人阶级也有。因为中国工商业者大多数是劳动农民出身，他们在大鱼吃小鱼的社会里也是为了生活。因此，两面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要有大家都有。”（5月19日人民日报）
广州市工商联常委温兆奇说：大家都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我觉得公方人员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对职工的看法认为一切都好，非常积极，一些职工的劳动纪律很差，也不给予教育、处理。另方面对私方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对私方人员看法非常消极。（5月22日南方日报）
信阳专区涂义山和李燕敏谈两面性：“资产阶级是从大门外进来的，不能不留恋过去，应该是有两面性。但具体到中、小工商业者就不一样，这些人和店员差不多，解放前，店员无时无刻不在想发财、剥削，而中、小工商业者生意搞垮了，也就当店员。这两种人混在一起很难划分。所以说中、小工商业者没有两面性。”（6月5日河南日报）
武汉市工商联主委王一鸣：“对于大企业中的工商业者有必要引导认识两面性，对于中、小工商业者便不必强求都承认两面性这个名词，……一般大企业的资方否认两面性的很少，但也不能肯定他们在思想上都完全想通了。倒是一些中、小户工商业者多数不愿意承认两面性。”（5月30日长江日报）
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的同志，他们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这个特殊性格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高潮以后，这个历史条件已经消失了，而全行业合营是资产阶级的“集体起义”，他们已经背叛了本阶级，不能再有两面性。浙江有人以阶级矛盾从对抗性转化为非对抗性这一变化来说明两面性已不复存在。温州有人从两面性的内容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来说明，高潮以后所谓的消极性的表现并非资产阶级本质的表现，他们认为高潮以后资产阶级有质的变化，因而不能再说有两面性。
许多人不同意由于定息存在，资产阶级还没消灭，两面性也仍然存在的说法。上海有人说：“定息是国家的赎买政策，对工人阶级有利。定息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它起了鼓励资产阶级接受改造的积极作用，如果以为定息是消极性存在的物质基础，那末政府7年不取消定息，是否能说政府鼓励我们再消极7年？”温州有人说：“定息是政府叫我拿的，那末，两面性的帽子也是政府劝我戴的。”
他们认为：既然，定息不是资本家非要不可，而是政府给的，那末，定息就不能算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残余。合营后三权已经全部交出，唯利是图的物质基础已经消失，不可能产生经济上的危害作用，不应说有两面性。杭州、宁波有人打比喻说资本家运用生产资料，投机倒把，破坏市场，好比叫花子舞蛇，现在连蛇也没有了，叫他还有什么办法去弄钱？
他们不同意把思想意识问题做为两面性的依据。天津、杭州等地有人说思想意识问题不仅今天存在，就是放弃定息以后仍然存在，这是长期思想改造的问题。同时，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不仅资本家有，工人也有，不能说思想意识有问题，就说是两面性，不然，工人阶级也是有两面性的。他们认为：当前资产阶级分子当中积极的是多数，从个人来说积极又是主要的一面，不能以少数影响多数，硬说他们有两面性。还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经营作风不能当做积极性的表现，只能说这是思想意识问题，而且是可以改造的。
许多人认为提出资产阶级两面性对改造没有好处，一方面会使大家认为反正阶级存在一天，两面性也存在一天，等阶级消灭，两面性也就没有了，因而会产生原谅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如果把思想意识作风问题都作为两面性的内容，那末，改造是长期的两面性也是长期的，因而也会产生改造不了的思想。他们还认为，提两面性不利于调动积极因素，当前的情况是资本家小手小脚，自卑感很重，头只抬了一半，如果再带上两面性的帽子，头更抬不起来。宁波有人说：“在讲习班听到说我们是国家的财富，心里很高兴，等回到企业一听还有两面性，情绪顿然下降。”
浙江有人在讨论中还认为提出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是政府的一种“措施”。他们说：政府提出两面性是作为控制资产阶级的工具，也是对工人进行宣传的办法。宁波市有人打比喻说：“民族资产阶级好比孙行者，野心是有的，本领也是有的，过去只想打天下为王，碰到唐僧以后，才改邪归正，但仍旧处处不服，野性常发，唐僧只有不断念紧箍咒才能降服他，现在念两面性，也是这样的作用。”
（5月8日大公报）
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公私合营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吴金萃：“阶级是由人集成的，我们就找到了这个阶级里的人——工人和店员，要向他们学习，然而发现他们（也可以说原来就知道他们）并不那样理想，他们的品质并不那样高贵，他们的言行当中有很多我们看来不能去学。比如工厂里工人有的常常是不爱惜公共财物，浪费材料，损毁工具，有的不遵守劳动纪律，有的请病假去逛公园、蹓商场，有的打人骂人，甚至偷东西……不一而足，在商店里有的店员服务态度很不好，有的工作不积极，……具体表现出来的不是理想的工人阶级品质，相反恰恰是所谓的资产阶级品质，这些品质在我们身上去之犹恐不及，万万不能去学，有人在教育我们的时候，或我们自己在无以自解的时候，就把这些现象说成是‘个别’现象，把这些工人、店员说成是‘个别’的分子，个人以为这种说法是脱离实际的，也是无以服人的，……又有人从工人当中选出来一些先进人物，如全国闻名的王崇伦、张明山、郝建秀等曾经创造性的作出来成绩的事实，用来证明工人阶级品质，但个人认为这不能说明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因为究竟这在工人阶级当中也不过只占极少数，同时在资产阶级当中，数年来，尤其是近一年来，先进人先进事也大有人在，……有人主张把工人阶级和我们日常接触的工人店员分开来看，把工人阶级看成是个抽象的名词，把工人阶级高贵品质看成是个崇高的理想，把资产阶级和我们工商业者也分开来看，把资产阶级也看成是个抽象的名词，把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看成是个描写出来的坏东西，是个打扮出来的丑角，这些说法看法也就是那种‘所有好的都属于工人阶级，所有不好的都属于资产阶级是有意为之’的说法看法，这种看法当然不合于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的。”
吴金萃：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他说：公私合营的牌子可以摘掉，改国营，现在是“合资”不是“合营”，因为人既不一定在本企业，即使在企业的，也是大问题上级决定，小问题公方领导，私方只作“公职工作”，谈不上经营，更没有为私人利润而经营的剥削实质。他认为资本家的帽子可以一律摘掉。因为从1949年到1955年是7年，我们已经取得了四分之三社会主义，1956到1957这两年进步得更快，完全可以取得那四分之一，落得个四分之四。
（6月1日人民日报）
天津市工商联常委、河北区工商联主委荣子正：“我曾说过，马列主义在中国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勤劳肯干……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说到操劳更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我想全人类的生活活动，全都是为了自己。……正因为这些人有操劳更重、勤俭起家和精打细算的本领，才会挣多花少，积累出最初资本，给近代化生产奠定了基石，如果都是挣来花光，今天全国都会是个体劳动者，而没有近代化的经济基础，对这段贡献，应该作出应有的估价。”
（6月7日天津日报）
荣子正：“我们承认是剥削者，但同时我们也是参加物质财富创造者，特别是生产组织者，财富积累者。”
他说：“党惯于把坏人坏事说成是资产阶级作风。实际上坏人坏事或者是大公无私的人，是不受阶级限制的。”（5月27日天津日报）
天津第四机械工业公司生产计划科科长王金标：“现在，笼统地谈向工人学习，我们不服气，即使口服心也不服。在中国，只有少数矿工、铁路工人、海员才能说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买不起码头、火车头，没有往上爬的条件，而一般工厂的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部分都想上爬的。而且在解放以后，工人队伍壮大了，大批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加入了工人队伍，他们带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反过来，看看民族资产阶级，我们也不都是血统的资产阶级，有很多是由工人、农民爬上去的。我就是在1948年才爬上来的。”
（5月21日天津日报）
安庆市酱业公司经理叶松柏：“向工人阶级学习，我是承认的。工人不能分家，有些工人、店员以领导者自居，我们学习什么呢？向大工厂工人学习应该，向小店店员有什么学习的呢？有的工人还要向我们学习。资产阶级应该学习马列主义，向工人阶级靠拢，但千篇一律地向工人阶级学习，容易使某些店员以领导者自居。”（6月1日安徽日报）
叶柏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都是从旧社会来的，为什么要分开改造与被改造呢？共同学习不好吗？这样强调阶级关系、改造关系，就使得工人和私方之间的鸿沟加深了，也使党和工商界的墙加高了。我们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做到。”（5月25日安徽日报）
胡恩森：“职工群众中不良现象的发生，往往说成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我认为思想影响是相互作用的，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利的，但职工群众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多一些，也就影响了资产阶级的改造。我想，有人怀疑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固然不对，但他的怀疑不无原因，这一点不可忽视。”（6月1日安徽日报）
孙明华：“但我常想，资本家唯利是图，工人也是少钱不干，工资少了不行，福利少了不行，干活多了不行；合营后工人虽然发挥了积极性，但资本家也没落后，买公债的分配任务还是资本家多。”（5月29日吉林日报）
关于计算私方人员工龄问题大体有下列几种意见：
有些人主张私方人员工龄应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算起，他们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解放起，就亲自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对资产阶级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和赎买政策是从1949年起的，从这时起的资产阶级的情况就不同于解放以前了；从资产阶级的本质来看，它是剥削的，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它的特点，即既有剥削，也有劳动，毛主席说我们是财富，就是说我们有工作经验，为国家做了不少的工作，如积累资金、缴纳税收、培养人材等，至于剥削来的资财、企业，已全部交还了人民。
但也有些人不同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算起，而主张从“五反”后算起，他们说，计算工龄应该看一个人的收入，是以剥削为主还是以工资收入为主来区别，自解放后到“五反”止的这个时期里，一般资产阶级分子的收入是以剥削为主的，那时尽管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做了些工作，但在我们的思想上对“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认识是很不够的，事实上大家主要是在为个人利益服务，生活的主要来源不是靠工资，而是把企业经营上剥削来的钱，要拿多少就拿多少。只有在“五反”以后，资本家受到了教育，思想认识提高了，开始接受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并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同时从这时起，资本家的企业已进一步接受了工人阶级的监督，不可能再从企业里随便拿钱出去挥霍了，而生活的来源主要的已是靠自己的工资收入。
有些人同意计算工龄应以个人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工资收入为标准，但他们且主张应按照工人工龄的计算方法来计算，即一个资本家在他在起初做学徒、职工的时候，应该计算工龄，当他爬到当了老板为止，再从他在公私合营高潮后把生产资料交给人民，开始以工资为主要收入之日起，也可以计算工龄，这样算两头不算中间，在资本家来说既是做到实事求是，在工人看来也不会有不满的意见，可以达到团结的目的。
还有些人主张应从公私合营之日算起，他们说，在公私合营前，生产资料是在资本家手里，在那时，资本家的收入很难分清，何时是主要依靠剥削，何时是主要依靠工资，只有公私合营后，生产资料已经交出来了，生产关系已起了根本的变化，资本家已变成国家企业或机关的工作人员了，从这时起计算工龄是比较合适的。
但也有些人主张对具体情况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来说私方人员都要从一个时期算起，他们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中，参加企业生产经营劳动的中小户是占大多数，完全寄生或一点劳动都不参加的大资本家到底是少数，如果一律对待就不大合理。因此，在计算工龄时，凡历来的收入以剥削为主的，应自公私合营之日算起，不以剥削为主，但剥削的收入在其生活来源中又占不小一部分的，应自“五反”后算起；至于一般小业主、小商小贩，本来就是以劳动收入为主的，其工龄可以自参加企业工作日算起，解放前也算，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算起也可。
此外，在座谈会上还有人主张从宪法公布之日算起的，及主张从总路线明确宣布之日算起的，等等。
（以上材料是南京市工商界人士在民建召开的座谈会上的争论材料，几种论点可以代表各地的意见，见6月4日新华日报）
湖南省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湖南省的公私关系，表面上客客气气，就是不能以诚相见。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一、对私方人员尊重不够，有些会议都是党员参加，私方人员有的担任科长副科长，但有很多会都不能参加。二、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和党以及舆论的支持。三、待遇不平等，……公方人员以改造者自居，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四、在人事的安排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安排了，一般私方人员有的也有技术，但未得到安排。一提安排就是政治条件、出身，这说明有关领导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的。 （5月16日人民日报）
上海市食品公司普陀区店经理（私方）杨庆元说：……在一部分公方代表中，还存在着偏听偏信的毛病。最近私方人员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公方是婆婆，工人是小姑，小姑向婆婆诉苦，媳妇（指私方）就受苦。”（5月18日解放日报）
北京市公私合营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吴金萃说：过去伊凡同志的统计，大致意思说上海公私双方开诚布公的占19.9％，关系基本正常的占51％，相敬如宾、相安无事的占24％，关系很不协调的仅占4.2％（原文误为42％），其他占0.9％。（见“民讯”1957年1月号）今天看来是靠不住的了，因为那时候工商界还没有“鸣”“放”，当然数字中假象很大，有的公方对私方人员不是采取团结、帮助的态度，而是严重的歧视，不是说把私方人员看成是公职干部、国家的财产，简直连他们是一般公民都似乎不承认了；没有把改造看成是阶级对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而看成是人对人的随心所欲的改造；没有把自己的职权运用在思想和工作上面去进行领导，却用来作为逞强压人的工具……；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自然无所谓什么“协商”，协商自然会流于形式；自然不会把企业里的矛盾视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用民主的方式去解决，而难免要对私方人员实行专政了。其具体表现就是：想叫私方人员知道的就告诉一声，不想叫知道的就自己办；没原则的保密，把私方人员当贼防；用的时候拉过来（如技术问题在解决不了的时候），不用的时候踢出去；（等到自己摸到一知半解的时候）想团结则和颜悦色，厌烦了则声色俱厉大发雷霆；总之大有“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之概。
一般的公方代表则是偏听偏信，坐在屋里只听探马一报，党、团员说了就是真的、对的，职工说了半信半疑，私方人员说了就是“资本主义”了，不但意见没受到重视，反而经常被“教育”一番；有些能力、见解的私方人员被称为自高自大、骄傲自满，能力差些的又被叫作消极抵抗……；在这些公方代表的眼里，私方人员中是没有好人的！
在遇到某项措施发生错误，遭到群众反对时，公方代表则强调我们是集体领导，以便责任分担；及至呈专权的时候则又强调“改造与被改造”；简直是“有家一人当，有骂大家挨”。
不少的公方代表还专搞个人崇拜，把党和人民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照顾，以自己对人“施恩”的态度和方式去体现，把法令和制度的严肃性代以自己的冷酷无情；把侮辱别人当作自己提高的手段；把党看成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党；在“公私”、“正副”的立场上不好命令的问题上，则搬出党的立场压倒一切。“以党代政”的一切一切，也同样在合营企业里充分“发挥”了。
公方代表还拿着另外一张“王牌”，那就是人事工作，人事工作神秘化了，私方人员自然无闻问余地，但企业是由人组成的，若是胡乱调人、胡乱“安”人，怎么搞好企业呢？何况私方人员自己的人事材料也在公方手里掌握，究竟在上面下了什么样的批话，也使私方人员难以捉摸。
他还说：公方代表的缺点很多，限于篇幅不再罗列（具体事实，虽未枚举，可是确有根据），但只这一些已足以造成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甚至抬不起头来，及至私方人员产生了日益增加的自卑感、作客思想、老二思想，则势必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试问人家骑在他脖子上，他怎样不自卑？人家把他关在房门外面，他怎样不作客？既有盛气凌人的老大，他又怎样不去当“老二”？我们追一下根，究竟为什么私方人员有自卑、作客的感觉和思想，就不难了解其主要原因是公方代表造成的。所以公方代表如果不能改正这些缺点，公私关系是永远搞不好的。（5月23日北京日报）
上海市造漆颜料工业公司经理姚梓良用这两句话描述他当前工作中的处境：“私方有职，公方有权，‘正’即是‘副’，‘付’即是‘王’，相安无事，相敬如宾，研究考虑，寸步难行”。他说：“我虽是正经理，但是什么事情都不通过我，权力操在党员经理、付经理以至我领导下的党员办公室主任手里，很多重要文件、报告、会议都没有我的份。”“既然公方代表不开诚布公，我产也不推心置腹”。并说“公私合营企业是国家和资本家合营的企业，为什么公方代表一定要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能不能做公方代表？” （5月20日解放日报）
一位由香港回来的工商业者曾靖侯谈到公私关系时说，他在市工商联代表大会上听到四句词，即：“数不尽清规戒律，听不尽小子教训，看不尽地下桃花，涯不尽马前白雪”。还有两句尾语是：“相对无言，心照不宣”。有些公方对私方人员只重视抓业务，对政治思想教育不重视，有个公方厂长说，业务没搞好，口说莲花也没用。 （5月24日大公报）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说：在公私共事关系方面，首先是缺乏对私方人员的信任，如基层合营商店的经理自称为“4块9角9分经理”，因为5元以上的费用他们无权决定。在大型企业里，有事都先开党团骨干会议，然后出来布置一套。其次是缺乏协商，协商实际上是命令，有的干脆不协商。有的两个厂合并了经理事先不知道。再就是缺乏帮助，平时客气敷衍，要批评的时候就集中火力。
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生产技术上片面强调学习先进经验，教条主义，影响私方技术人员的潜力发挥，创造发明和竞赛中对私方人员奖励少。生产计划不切合实际又多变，试制新产品缺乏支持。而私方人员最不满意的是上级集权过多，事事要请示报告，无论对人事、经营和生产问题，没有主动的余地。总的关键是对合营企业的制度问题，有的规定得太多、太死，有的就没有制度。（5月21日人民日报）
合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璧城说：我们对公方、工人都抱着很大希望，好比小姑娘要出嫁，打听到“婆家”很好，但又提心“老婆婆”（指党政）和“丈夫”（指公方）以及“小姑子”（指职工）是否能待他好。到“婆家”以后，对“婆家”是满意的，如工作安排好，安排的职位高，家属有照顾；生活照顾好，2000元以下医疗福利是过去没有想到的，定息7年不变等很满意。但美中不足的是“丈夫”爱情不浓厚，不体贴，“小姑”处得也不够好；同时“娘家”（指民建会、工商联）对苦情也支持不够。现在，出嫁的人有6点苦情：1、“婆家”当外人，没有改变过去看法；2、“丈夫”不宠爱，不能当家作主，不是十分有职有权。如应该参加的会议不能参加，能看的文件也看不到；3、“婆婆”不问“媳妇”下情，有苦不能向“婆婆”讲；4、“丈夫”爱情是冷冰冰的，没有温暖，平时不谈心，界限分明；5、“小姑子”说“媳妇”坏话多，反映好话少；6、得不到民建会、工商联的支持。现在是否还想“改嫁”呢？不，只是想改善待遇。希望要求改变看法，要求“婆婆”与“媳妇”多谈心，希望“丈夫”对“她”亲热一些，当点家，希望“小姑子”在工作上多支持、多帮助，希望“娘家”多支持、多鼓励，多解决问题。（5月23日安徽日报）
合肥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秉钧说，工商界党群关系上存在的宗派主义有八种表现。他说：宗派主义是最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次之。宗派主义表现为：第一、对工商界骨干分子“用多信少”。第二、故作神秘。第三、深沟高垒。党与非党之间的深沟高垒，主要是党员干部造成的。形成深沟高垒有三个阶段：（一）“五反”后，工商联主委见干部小一级；（二）点头一笑，工商联进来了一个共产党员秘书长；（三）即现在，是尊而不亲，反映情况态度冷淡，没有人情味。第四、个别合营企业夺功冒奖。第五、因人论事。同样一件事如果是党员或职工提的，就信以为真，马上答复或者即刻解决，如果是私方人员提的，那情况就相反了。第六、以统治者自居。这虽是个别的现象，但情况却很严重。如合肥市百货公司经理对私方人员说：“有些人自以为满腹经纶，大笔挥挥，其实是祖宗剥削来的脏钱，造就的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种说法显然对私方人员是一种歧视。第七、强调党性。共产党员犯了错误，甚至犯了违反人民利益的错误时，往往在党内处理而不向群众作检讨，这不是党性，而是宗派主义。第八，因人设事。（5月23日安徽日报）
广州市工商联常委黄曦晖说：党的宗派主义是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不仅地方上有、企业里有，而且直到中央机关都有这种情绪。他说：在企业里很多事情都是由党组织决定后就直接往下布置，这样使私方经理的处境非常困难。他还说，在公私合营工厂里实际上党支部书记和人事干部的职权比厂长还大，特别是一些人事干部几乎成了工厂的“皇上皇”。 （5月22日南方日报）
工商界政治学校学员对公私共事关系提出批评，他说：首先在公私的待遇上就不平等。简单的例子，公方去公司，可随便出入，私方去则需要填会客单出入。在业务上公方不懂，对私方的意见也不尊重，更谈不到向私方学习。他说：有一个厂的铁锚当废铁卖了，每吨只卖200－300元，后来需要了，又化3元1斤买进。有的学员批评公方对工商界的看法，“用之如牛，视为如鼠”。有的学员把私方比作媳妇，他说：“媳妇苦，媳妇苦，媳妇有冤无处诉”。“公装聋，婆装痴，丈夫饶舌学鹦鹉。小叔、小姑趁权势，起早说我是强盗，落夜说我是娼妇。诚心念经拜佛吃常素，又说是消极思想，吭里古。媳妇作人实在苦”。（5月21日新闻日报）
胡子昂说：根据最近民主建国会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所反映的资料，工商界的技术人员所以不能发挥财富作用的原因，主要的是：
一、有职无权。有的公方代表认为，安排私方人员担任厂长，经理已经是天高地厚之恩，何必得陇望蜀，有职又要有权呢？
二、用非所学。有些合营厂里的党支部代替了行政，人事部门更是大权在握，他要调你向东，你当然不能向西。
三、缺乏信任。一般反映，技术人员无论你有天大本领，只要头上顶了一个“私”字，那就永远抬不起来，在厂内固然看不到书刊，进不了试验室，看不到文件，连设计图都见不了面；有时拿了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去参观别的工厂，对方因为来的是私方人员，竟要求补送人事资料，使他裹足不前啼笑皆非。
四、支持不够。私方人员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公方和职工的支持，制新产品，不给原材料，稍微多用点钱，就说破坏财务制度；有时甚至给合理化建议扣上一个“偷工减料”的帽子，更使人噤若寒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五、鼓励不够。对于私方人员的创造发明，应该论功行赏，否则，不能鼓励积极性的发挥。广州有一位私方技术人员发明万能缝纫机，只得到一件卫生衫，因此，私方反映：“大小事迹，都是一只鸡蛋”。
六、压制民主。部分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盛气凌人，私方稍有意见，就被扣上“抗拒领导，抗拒改造”的帽子。于是私方有意见也不敢说，或者是说的不是想的。难怪有些私方人员觉得在企业里是“孤掌难鸣”了。（6月7日人民日报）
杭州华丰造纸厂副厂长金志朗提出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不符合中国国情和不适用于公私合营企业。他说：合营企业普遍存在“以党代政”现象，党委决定一切，而私方人员则根本无法参加党的会议，因此，有些重大决策往往先由党委讨论决定，从来不与私方协商。（5月20日新闻日报）
罗时炀：南昌市公私合营企业公私共事关系，一般说还正常，但也有很多问题，表现为“墙”还很高，“沟”也很深，主要原因是有些公方人员，包括一部分职工，以老眼光看新事物，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忽视共同工作关系，在工作上信任不够，有些私方有职无权。我认为级阶关系应与工作关系区别开来，在政治上，是阶级关系，公方应帮助私方加强自我改造，端正立场观点方法，在工作上，应一视同仁，不一定要讲阶级关系，处处打上阶级“烙印”，以免私方执行任务时不大胆，下面也不接受，打折扣。
接受公方领导，这种提法，是1954年对个别合营企业提出的，那时有公股私股要分红，今天企业性质变了，只拿定息，公方私方职务都是行政任命的，就不一定要强调服从公方领导，应提服从党政领导，在工作上按职务上属谁管就由谁管，不管公方私方，才可做到有职有权，并避免公方代表包揽一切，同时还可以拆“墙”填“沟”，增强互助合作，使相处融洽。（5月25日江西日报）
湖北省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陈经畬说：从武汉市的情况看，老合营比新合营好，大企业比小企业好，过去劳资关系好的比不好的企业好。从湖北省的情况看，市级比县级情况好，县级比集镇的情况好。他认为，共事关系好不好，跟统战政策的贯彻情况有密切关系。共事关系好的原因，归结到一个“诚”字，双方要相见以诚，相处以诚。共事关系不好的原因，归结为两个字——歧视。有口头上的歧视，有行动上的歧视，还有心里存在着歧视观念。结果是各怀鬼胎，彼此但见缺点，未闻恕道。
他说，为了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他建议迅速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按照职务办事，不要再强调阶级关系。（6月7日人民日报）
章乃器对公私关系问题，他认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发挥私方的积极性。他说，对工商业者的改造，不能采取形式主义，有些人自认为立场很稳，口号喊得很响亮，给工商业者“扣帽子”，甚至用打击吓唬的办法，压服他们，结果，使工商业者缩手缩脚，不敢做工作。还有的不敢接近工商业者，生怕沾污了自己。这都是形而上学，没有真正从工人阶级利益考虑问题，因为这样就谈不到团结改造工商业者了。
接着他就如果发挥和提高私方积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只有6个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为宗派主义者是不愿明是非的，他靠颠倒是非来弄权，只讲亲属、裙带关系，只愿听恭维、奉承。主观主义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脱离了客观实际，完全凭主观想像处理问题。官僚主义者不敢明是非，他们心里虽有是非，是怕讲出来会影响自己的地位丢掉纱帽。他们只知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或者做群众的尾巴。这三者是互相统一的。
他认为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复辟，但官僚主义时时刻刻会在人们思想中复辟。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他说，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得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材，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也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他说，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过提拔安排，才能真正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光“重德轻才，以资代德”就会造成是非不明，调动不起来积极因素。（6月2日人民日报）
他说，关于公私合营企业里几种关系问题，应该明确以公私共事关系为主，阶级关系是残余，因阶级已基本上消灭。在工作关系中，不应该分公方、私方，党与非党；要按职责和分工办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作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可以提醒工商业者还有阶级关系残余的存在，但也不能千篇一律，要因人而异。如果一个私方很进步，和公方、职工的关系搞得很好，就不能强调阶级关系。另外，不能说定息都体现着阶级关系，也要看定息收入占总收入大小来决定。不能把阶级关系当成一种压力，去改造工商业者，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6月2日人民日报）
上海药材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张善章说：“在批发商歇业改造问题上，同样是和平改造赎买政策，为什么不能公私合营，部分批发商对此到现在还有些搞不通。批发商改造后，待遇也与公私合营不一样，第一，得不到组织温暖，同业公会、工商联、工会三不管，第二，批发商改造最早，党政府、工商联、同业公会对他们关心最少。”（5月27日新闻日报）
哈尔滨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王君期认为：在合营企业中阶级关系已不存在，他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公私合营后，私人企业已由私人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资本家交出了三权，他们由剥削身份变为国家公职人员，并且还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积极贡献了才能。因为企业所有制变了，所以不再存在资产阶级了。第二，去年哈尔滨已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标志是消灭阶级和人剥削人现象的，因此他认为不能把定息看成剥削，因为定息像过去的消费合作社的股金分红一样。第三，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改变，社会主义高潮时，资本家交出财产，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已消灭，无产阶级已经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已名存实亡了，基于这个道理，作为代表资本主义经济的阶级当然也消灭了。（6月2日黑龙江日报）
上海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说：“公私合营企业里，现在是5厘定息，我认为工作人员之间只有工作关系，不应有阶级关系。提阶级关系，不容易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5月16日人民日报）
北京公私合营裕生祥铁工厂副厂长吴金萃认为：“阶级关系目前虽然存在，但在资本家交出生产资料改领定息以后，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关系已经基本消灭了，资本家本身又有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成分。事实上他们具备了很大比重的工人阶级思想，所以阶级矛盾自然不能算是主要矛盾的了。否则，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不会由对抗性的矛盾变为非对抗性的。”（5月23日北京日报）
北京市工商联常委、北京市新药业同业公会主委阎少青说，如果说，资本家有“定息”所以算做阶级关系，我对这样讲法不大同意，记得以往区分工人和资方的区别，以生活来源以何为主。我国80％的资本家全年定息收入不足100元，每月平均8元余，据此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显然是不能，而这些人不但不能加入工会，并且在共事中仍然戴着资本家帽子，不得不令人误会到这是抓住“小辫子”促其作为放弃定息的手段了。
他认为企业里不应强调阶级关系，同志之间不容有所歧视，这才能推心置腹地为社会主义积极工作。
他还说：“劳资”之间的墙，合营后基本上已不存在，但是居于领导职务又有“改造”责任的人，无形之中造成了一座“紫禁城”，大大划深了共事之间的隔阂，这城墙私方人员也不可能代行拆除的职务，只要“业主”将阶级眼镜摘掉，放下架子，改变作风，使私方人员易于接近，则墙不拆自倒，沟不填自平。（6月15日北京日报）
毕鸣歧认为：各地私方人员存在着自卑感，最主要的是从阶级关系来的。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的一切发展是一日千里，在时刻变化着，人的思想变化也是日新月异。在这种伟大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那就不可能相安无事，心安理得的戴下去。思想觉悟越高，不安情绪越大，这是客观事实，也是目前思想上最大的矛盾，所谓在工作中的自卑感就由此而生。”（6月8日人民日报）
章乃器说：我以为，应该明确以共事关系为主，肯定阶级关系是残余。因为阶级已经基本消灭了，阶级关系当然只能是残余。
在工作中，更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的界限，也不宜强调党与非党的界限，而主要地应该按照职责和分工办事。否则，有职有权是无法保证的，共事关系也是不可能搞好的。只有在思想改造工作上，在化除历史性的劳资两方之间的隔阂上，私方才须警惕阶级关系。但这也不应理解为，我们可以把阶级关系当作压服私方的“大帽子”。这是违反今天的改造方针的，而且是无效的。我们适当地引起私方的自觉，则是必要的。
认识阶级关系也绝不能是“唯成分论”。必须明确：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唯成分论”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
必须实事求是地、有区别地认识阶级关系。笼统地把定息和保留高薪作为肯定阶级关系的条件是不足以服人的。因为多数人的定息收入都只占他们的总收入的很小比例。那就不能作为一个普通性的条件；保留高薪毕竟是少数人，多数人却拿的是低薪，所以也不能作为一个普遍性条件。此外，有些私方一贯同劳方相处得不错，那就不应该强调阶级关系。许多私方现在很积极，要求进步，公方和职工都对他很好，那更不应该强调阶级关系。所以阶级关系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阶级关系现在起什么作用，是因人而异的，而不是笼统概括的。我们必须承认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然而绝不应该人为地扩大阶级矛盾。（6月9日大公报）
全国工商联丘庆铭在画面发言中认为：公私合营企业内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同志共事关系，但其中仍包含着一定的阶级关系。他不同意工商联内部有阶级关系存在的说法，更不同意认为工商联既有工人阶级，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把社会经济成分与社会阶级混淆起来，把问题复杂化的看法。他认为：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它没有谁剥削谁的关系，也没有劳资之间的关系，只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5月25日人民日报）
河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高振声主张取消“私方”“公方”的称呼，他认为合营企业有阶级关系，但是，公私双方都是政府任命的，都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对生产负责，是厂长的就称厂长，是副厂长的就称副厂长。不要分“公方”“私方”了。因为代表工商界利益的，有工商联，还有董事会。他认为改变这种称呼，可以减少或者缩小公私之间的距离，可以加强私方人员对企业的责任心，也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5月25日人民日报）
浙江企业公司求良儒说：“五反”究竟算是大民主还是小民主？搞不通。有人说不是大民主。可是规模那样之大，全国工人阶级都动了起来，这还能说是小民主？（5月15日大公报）
上海市化学工业同业工会召集的私方人员座谈会上，有人认为公方代表目前已成妨碍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的一个障碍。建议撤出公方代表。理由是：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政府信任私方人员，何必再派公方代表。二、现在业务领导有专业公司，思想领导有党支部，调干部来担任公方代表，使基层少了一个工人，对合营企业却多了一个领导，两边都没有好处。三、现在专业公司、党支部和基层工会已经完全可以监督企业，不需要再要公方代表。（见新闻日报1957年5月11日）
天津工商联常委、天津市造纸工业公司副经理董少臣提出销出公方代表的根据是：
一、目前公私共事关系搞不好这与公方代表以改造者自居以及私方普遍有职无权有关。 二、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是搞不好生产的。三、私方人员不是饭桶，过去他们曾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况且合营已经1年多了，国营企业的管理方法也学到了不少。四、“5年睡觉2年改造”的资本家确乎有，但一般工商业者还是愿意积极干的。五、如果把职权交给私方，把私方这笔“财富”挖出来，把公方代表调到真正需要的岗位上，这也是增产节约。私方人员用了就是财富，不用就是废物。（5月17日人民日报）
董少臣以后又说：我不主张不加区别地把公方代表完全撤出，那样作是有害的，我只是说选择几个点以1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5月31日人民日报）
天津、杭州一些工商界人士同意董少臣的建议，认为分别不同情况试行一下有好处。他们补充的理由是：一、国营企业同公私合营企业性质实际相同，私方人员已经是国家干部，公家人。阶级矛盾已经基本消灭，因此，从搞好生产出发，合营企业不一定都派公方代表，也不能完全不派。（天津油漆颜料公司付经理车重远）。二、最大限度地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作用并使私方人员得到锻炼。三、精简机构，符合节约原则。（5月19日大公报）
天津市有一些公方厂长，例如搪瓷总厂厂长王存，合成电木厂厂长曲兴洲，天津墨水厂厂长阮济民等都同意董少臣的建议，认为某些企业在党支部领导下，可以把管理权交给有管理能力的私方人员。曲兴洲说：“他们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比公方强，应向他们学习，我们厂初合营时赚钱不够，现在每月上缴十几万元，得力于私方人员积极性的发挥。”阮济民认为，今后，厂里的大事情要共同研究，党内意见也可以端出来讨论。党支部的决议不可看成是不能改变的。（5月20日大公报）
广州市省工商联常务委员许义宗认为：一、在合营企业中应该取消公方代表名义，不论公、私方都服从于厂内党委的领导；二、工人监督的提法也应取消，监督可通过企业的民主管理委员会；三、撤消董事会。（6月1日南方日报）
天津恒源纱厂付经理李征吾也认为从企业中撤走公方代表还不够，因为企业如果在党支部领导下，支部书记可能无形成为公方代表，这是换汤不换药。（5月19日大公报）
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学员、公私合营新现代劳美教材工艺社私方经理黄苗夫诬公方代表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公方代表无德又无才，如果说有才，那就是能做凶，能做狠，打得血淋，与不分皂白的人算是‘德’，……能制造无中有戴人罪名是‘才’。因此，公方代表派来以后“温暖的企业变成了恐怖世界”。他称：“大多数私方在叫苦连天，‘暗无天日’，‘颠倒是非’‘黑白难分’，在这样形势下，天下不大乱，我决不信也。”（6月30日人民日报）
民建会的中央常委会和北京市委会联合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公私合营企业里有公方在领导，私方人员实际上在企业里也是国家委派的干部，而且企业的业务经营都由上级在统筹安排，挂上国营的牌子有什么不可以。还有人认为1949年到1955年，私方人员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四分之三，近两年来，私方人员进步比以前更快，难道那剩下的四分之一还不可以改变吗？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他们经过几年的改造都摘掉了‘帽子’，有革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把‘帽子’摘掉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目前把合营改为国营也说得过去的！”
还有的人提出以下几条理由：一、自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与企业的生产资料已没有关系，所以“私”已不存在，称为公私合营，是名不符实。如果说，因有资本家在企业工作才称为公私合营，那么，不少机关、国营企业吸收了资本家工作，也并没有称为公私合营企业。二、改为国营企业后，可缓和劳资矛盾。三、取消合营牌子，并不妨碍资本家的改造。四、资本家可以完全成为公家人，情绪愉快。工作起来就方便，也可以更好地发挥积极性。现在私方一方面是资本家，一方面又是国家工作人员，地位很困难。五、目前合营企业内部矛盾很多，关系复杂，特别是公私矛盾，如改为国营，矛盾可基本得到解决。（5月14日人民日报）
吴金萃认为公私合营牌子可以摘掉，改国营；资本家帽子可以一律摘掉。他说：现在是“合资”不是“合营”，因为人既不一定在本企业，即使在企业的，也是大问题上级决定，小问题公方领导，私方只是作“公职工作”，谈不上经营，更没有为私人利润而经营的剥削实质。他认为资本家的帽子可以一律摘掉。因为从1949年到1955年是7年，我们已经取得了四分之三社会主义，1956年到1957年这两年进步得更快，完全可以取得那四分之一，落得个四分之四。（6月1日大公报）
章乃器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理由是：被剥削是痛苦的。如果今天的工人仍然被剥削，那就不能不对私方有对抗。那样，阶级关系就不可能是非对抗性矛盾了。既然已经肯定阶级关系是非对抗性矛盾，就没有理由说定息是剥削。他说：剩余价值、剥削和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三个名词，本来一般是可以通用的。现在既然已经明确定息不是剩余价值，那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定息也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认为也可以这样地理解：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说，这种说法不是咬文嚼字的末节，而是实事求是的正名。(6月9日大公报）
北京市工商联常委、北京市新药业同业公会主委阎少青说：定息属于鼓励起义的性质，不能作为剥削，也不可以据此作为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6月15日北京日报）
广州市工商联执行委员罗挹山认为定息不是剥削性质的。他说：这是中国特有的东西，不能用马列主义和“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来解释它。因为这是中国的创举。既然现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由对抗性转化为非对抗性，而这一点，马克思却没有说过，那么，认为定息转化为非剥削性质的也是对的。而且，合营初期，通过清产核资，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已经折算成现金，这个金额不是资本。（5月24日南方日报）
民建重庆市副主委康心如认为定息不能叫剥削。因为“赎买是双方同意的，定息并不是我们要的，是你们自己要给的；况且5％的定息是国家规定的，今天工人再创造多少剩余价值，定息还是5％。”(5月22日重庆日报）
民建四川省委委员、民建南充市主委黄锡光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一种奖励。理由是：企业公私合营后生产关系已由资本主义的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只有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和上缴利润，已没有剩余价值。他说，既然国家因台湾蒋军军官驾飞机回祖国大陆对国家有利，给予奖励；那末，定息同样应当是国家对于资本家的一种奖励。 （6月6日四川日报）
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公私合营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吴金萃认为：拿定息是拿赎买金，是拿照顾；是合营以前的剥削，绝对不是现在的剥削行为；政府只是现在付款，而无所谓欠债，也没有人这么说。(6月1日人民日报）
沈阳永昌造纸厂付厂长周星三不承认定息是剥削。他说：定息既是政府照顾给的，政府照顾了各阶层为什么不叫剥削，单独照顾资本家要叫剥削呢？那么，独立劳动者拿定息算不算剥削呢？ (5月31日辽宁日报）
哈尔滨市民建会员刘仲寅认为，定息不是剥削，既合法又合理。资本家不一定都是剥削来的，我国资本家都是店员工人出身，慢慢地自己经营一个小企业，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口挪肚累地积累一点资金，怎么能说剥削来的？这和外国资本家不同。如果资金不开买卖，存入银行也得给利息。他认为股本应该归还，赎买应当到底。他说，伪满、旧中国银行存款都返还了，苏联红军票也都兑换了，为什么股金不能返还？ （6月14日黑龙江日报）
北京公私合营国光制药厂副厂长钱椿涛说：定息是否为赎买呢？顾名思义，定息是对资产阶级私有生产资料没收后付给的一部分利息，不是还本。而赎买则有还本的意义在内。所以定息在本质上不应称之谓赎买，而应称之谓剥夺。（6月3日北京日报）
广州公私合营贯华仓库经理徐家锡说，领取定息一般来说，是属于剥削，但合营后资本家交出了生产资料，没有了资本，也不直接使用劳动力为自己生产，就不存在剥削的问题了。他说，现在的定息和银行存款的利息有相同的意义。
上海工商业者蒋滋福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说剥削是不公平的，因为定息不是现在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而是过去积累下来的。如果把过去剥削积累说成现行剥削，那么共产党员和工人，也有不少人现在或多或少地占用着他祖先的剥削遗产，或他们自己的剥削遗产，难道他们也是剥削阶级吗？因此，他认为，今天的“定息”实际上不是“息”,而是本的一部分，现在还故意称之为“息”，让工商业者背着“莫须有”的剥削罪名。 （6月6日大公报）
柳州市工商界社会主义讲习班学员麦宣说，定息几多年我都没有意见，要说定息是剥削我就不通，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把本钱交给国家了，既然说我们拿定息是剥削，就要有本钱，政府还得给回我的本钱。（5月31日广西日报）
无锡工商业者中有人说，定息是否剥削，不能一概而论，应视其投资来源决定。原来是剥削所得而投资企业者，此项定息收入可称为剥削，倘系劳动所得或是以前的积蓄而投资的，则不能说是剥削。 (6月12日新华日报）
安庆市公私合营新药业经理胡静波认为，定息其实是有名无实，还拖一个小辫子抓在人手里。有的说阶级关系就是定息，其实拿了定息以后，这里拿进－点，那里拿出一点，都没有啦；政府还说是照顾。有的小业主，定息只拿1元多，而买了2元公债，还要贴几角钱哩！(5月23日安徽日报）
上海公私合营华众织造厂总经理、民建会员李康年提出“实行赎买20年”的建议。他认为目前国家采取的定息办法，每年按股金5％发付利息，资本家的股金“应该是20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如果仅仅算到1962年为止，“似觉赎买还未完成”。 （5月17日人民日报）
在北京市部分民建会员的座谈会上有的人同意李康年的建议，他们认为，既然政府实行赎买政策，就应该赎买到底。按每年定息5厘计算，那就要20年才能赎完。还有人主张假使不能实现全部赎买，倒不如宣布资产阶级的财产是“剥夺者应被剥夺”，那么定息不论多少都是政府对资产阶级的照顾，这样大家也不会有意见。赞同李康年建议的人认为定息20年的好处是使资本家心平气和，利于接受改造和发挥积极性，在国际上也会有更好的影响。而且规定20年，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拿20年，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上，许多人会自动放弃定息。 (5月14日人民日报）
上海工商业者蒋滋福认为李康年的建议对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起推动作用，认为这个建议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法律基础，写得透彻，面面俱到，深入工商界的心理，又不违犯赎买政策，而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赎买政策。(6月6日大公报）
柳州市工商界社会主义讲习班学员半数以上同意李康年定息20年的意见。陈耀芳说，过去清产核资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资产七折八扣，一张沙发才值1元，1支光管也只算一两块钱，工人阶级已经赚了便宜，今天的定息又只给我们资本的35％，这怎样能说“到底”了呢？王幼宣说，把钱存到银行，除了年年拿利息，到时候还可还本，今天的定息只是定息，为什么没有本呢？另有一部分提出，定息只是“子”，假如不还本的话，定息30年、50年都不算赎买到底。(5月31日广西日报）
武汉市民建会员、柴煤业董事高坤山说，企业的生产资料是工人创造出来的，但被资产阶级占有了。既然今天赎买回去，就应该百分之百地付价，所以定息每年5厘，为期20年是对的。他说，还有些人的资本，从解放后到合营高潮前就缴了械的，他说他就是这样，因此，他认为，即使给一百年定息，也不能把资本收回来。(5月20日长江日报）
武汉市民建会员、大公金笔厂戴行遥说，定期20年和7年都一样，因为赎买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以全国范围之大，私人资本只22亿元，为数很小，而获得资产阶级完整地把企业交给国家。(5月20日长江日报）
黑龙江省工商联副主委武百祥主张定息18年（1949——1967）。发行金额问题，他认为不改制度便罢（仍然5厘定息7年，困难时还可拖个尾巴）；若是改变制度时，发行额也顺便依照以上说法改变，那就仍然定息5厘计算，每年1亿1千万元，10年共为11亿元；若执拗依照清产核资总额22亿元投资总数算，18年减去资本家享受的8年尚余10年，那就发行12亿2千余万元（十八分之十的数字）。他认为这个算法合法合理，毫无牵强。因为（1）符合1955年毛主席在怀仁堂座谈会上的说明——18年；(2）符合1956年毛主席于全联大会前夕的指示：7年不变，困难时拖个尾巴；（3）符合社会主义真理。（6月7日黑龙江日报）
杭州市工商联副秘书长，杭州工商界政治学校副校长徐祖潮提出采取“逐步递减办法”，共为期13年，按5厘7年，7年之后改为3厘3年及1厘或2厘3年。 (6月6日新闻日报）
柳州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盛德宣认为定息12年较合理。理由是：到那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国家建设也差不多了，同时可使资产阶级摸到改造的底，努力向这个目标奋斗。他认为这样才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6月2日“广西日报”)
哈尔滨市民建会员刘仲寅认为，资本家的股金应改为10年（1958——1967）还清，年息1分。他说，这样对国际影响一定会大，如果能换来好的政治影响，能使国际局势和缓。（6月14日黑龙江日报）
柳州市社会主义讲习班学员黄桢说，把每年的定息改为一分半，7年也可以还本了，不需要20年，这样就不会拖社会主义的后腿。(5月31日广西日报）
上海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副经理林炳炜认为赎买应从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时算起比较妥当和合理。因为这一时期之前是属于共同纲领时期，在共同纲领中没有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定条文，那时的口号还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五种经济还是“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因此，他认为实际为全国各阶层人民所同意和接受的日期，是在宪法通过之日。 (5月3日新闻日报）
在北京市部分民建会员的座谈会上，多数人认为赎买应从1956年算起，因为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并没有宣布赎买政策，而是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鼓励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有些工商业者还投资来扩大生产。这段时期私营企业的情况也很复杂，有赚钱的也有赔钱的，很难计算。所以那时（1949年）不能认为是实行了赎买政策。 （5月14日人民日报）
李康年主张无论老合营或全行业合营，一律以定息起付之日为赎买政策开始之时。 （6月6日人民日报）
用“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代替定息办法，把定息改名为“赎金。存单不记名，一次发给资本家。发行数字22亿元，每季兑现一次，20年兑清。
李康年在他提出的“实行赎买20年”的建议中，要求取消定息的办法，发行一种“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把定息改名为“赎金”。存单像公债券一样，采取无记名方式，按全国私营工商企业清产核资总值22亿元的数字发行。存单一次发给资本家，资方代理人和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存单从1958年开始每季兑现一次，到1975年为止，分20年兑清，以“赎买到底”。其主要理由是：(1）定息有许多害处。因为定息的存在，就会被认为私方人员在合营企业中还占有股份，“尚留着剥削的残余”。因而就造成了公私之间、工人与私方之间，私方与私方之间的种种矛盾。因此，把全部资本归还资本家以“赎买到底”,则“剥削的尾巴”就完全断了，各种矛盾也不存在了。（2）将22亿元赎买存单在1958年全部发给资本家后，实际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己经完成。公私合营企业就可以改为国营；而“此时，资产阶级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因而，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也“基本完成”了。 (5月17日人民日报）
北京市部分民建会员的座谈会上，许多人都赞同李康年提出的定息支付办法，希望改发统一的股票或赎买存单。他们认为，这不仅是简化手续，减少企业财务工作，而且也可以减少企业内部阶级关系的刺激。(5月14日大公报)
上海工商界人士在讨论中，对“赎买存单”兴趣颇大，（5月17日人民日报）林炳炜举出“赎买存单”有11个优点，除与以上相同的外，还包括：（1)可以澄清有些学习不够的小型工商业者以为现在是在拿定息，将来再还本的错误想法，（2）有许多中小合营企业私方人员以为企业既称为公私合营，自己尚有股份在内，所以仍在合营企业内宕用款项，不知在私营时期是宕用，合营后则变成挪用公款了。而挪用公款是要犯法的。如果采用“赎买存单”一次赎清，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就不会再发生这种错觉了；（3）对于目前暂时还有困难的工商业者说，手中虽有股份，但无法解决问题，只能申请救济，因为股票无人受让。如果变为无记名赎买存单，那么，那些有困难的人就可以无论向哪一个阶级的、有钱的至亲好友商量通融兑现了。因此就可以在人民内部自行相互调剂，从而减轻工商联互助金的救济；（4）“赎买存单”的好处是一刀两断，既往不追。而定息在工人群众方面终觉这条尾巴可厌，在部分资本家方面都常担心尾巴几时要断；（5）“赎买存单”一次发清，表示“往者已矣”，今后在企业之内公私双方要同心协力，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有利于共事关系，有利于生产。（5月3日新闻日报）
武汉市部分民建会员的座谈会上，多数人同意李康年的办法。（5月20日长江日报）
民建中央委员、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邓季惺，建议政府发行“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用这种公债把所有已经定股的合营企业股票收回，然后将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或地方国营企业。“公债”发行的总额可根据国家的财力，订为6亿至8亿元，不给利息，不上所得税。“公债”可每半年兑换一次，分为5年或7年还清。
她认为国有化公债有以下4个好处：（1）“私方”一词不存在了，工商业者在国营企业中完全以公家人身份出现，积极性、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矛盾简化，有利于团结；(2）免除现在3个月支付一次“定息”的手续，可以大大节省人力，持票人也便利；(3）可以简化企业经济核算方法。改为国营后，私方不再由企业领取定息，企业经济核算方法和国营一样，便于统一领导；（4）更利于工商业者的改造。如中小户不愿意要的可不要，或送给旁人，或交给工商联作互助基金，从而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大户可以割掉尾巴，对定息不再存有延长的希望。（5月21日人民日报）
武汉市民建会员，资方代理人汪祥法提出一种“私营企业改造特种定息公债券”的办法。即用发行这种公债券来代替现在领取定息的红本子。不记名，不抽签，按季兑现。定资总额22亿元，年息5厘，7年共7亿7千万元，减掉已发1956、1957两年2亿2千万元，今后的工商界互助金5500万元和代扣公债27500元，在今后5年内分20期（每季一期）发给私方人员的现款2亿2千万元。这样一来，资产阶级这笔账就算结了，社会主义所有制达到了，阶级消除了。这一步，7年后反正要走的，只是早走5年而己。（5月20日长江日报）
西安市公私合营慎昌钟表行经理汤友谊认为，定息5厘，定期7年，这对部分资产阶级来说是适合的，但对另一部分资产阶级不适合。因此，他感到定息还有美中不足之处。他对定息提出了一个初步规划：
等级 股金 还期 赎买百分率
1级 200元以下 2年 100％
2级 500元以下 3年 70％
3级 1000元以下 4年 50％
4级 2500元以下 5年 35％
5级 5000元以下 6年 35％
6级 10000元以下 7年 35％
7级 25000元以下 7年 25％
8级 50000元以下 7年 15％
9级 100000元以下 7年 10％
10级 100000元以上 7年 6％
说明：（1）假使有一个小资产阶级，他有300元股金，那么付给他210元的定息，2年内赎买清，每年付给他105元，以前发的少，现在补发；(2）假使有人股金250元，按二等计算70％,应得定息175元，但低于一级，按一级计算得200元，那么，我们就付给他200元；(3）过去多发的陆续扣回，已经发过无法再扣了不扣。（6月1日新闻日报）
重庆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学员、沙坪坝区百货商店的朱子俊建议把现行的定息办法改为发行赎买劵、分级赎买的办法。资本在500元内的1年还本（即年定息息率提高为100％）；2000元以内的3年还本（即每年定息息率提高为33.3％)；5000元以内的7年还本（即每年定息息率提高为14.3％）；10000元以内的7年还本，但息率定为10％；10000元至50000元的息率逐级减少，但最高不超过5厘；50000元以上的协商递减。实行这个办法的时候，原则上不增加政府对定息的支出，即在原有的总额内根据大、中、小户的不同情况内部调整。（5月31日重庆日报）
吴金萃主张，按7年计算定息，除去已付的，一律用普通的公债票一次付给，不留什么“定息额”的痕迹，将来他们也便于处理，手续也简单（自愿的可以放弃）(6月1日人民日报）
扬州专区工商界第一政治学校九组全体学员建议干脆把定息改名为“生活补助金”，省得有人在“赎买”、“定息”上钻空子。理由是：全国中小私方人员大约占总数70％以上，是个大多数，如何使得他们的生活安定；一心一意地积极工作，是值得注意的问题。（6月10日新闻日报）
李康年认为，赎买应该有代价，企业应该有估价，但清产核资方式，对企业未尽估计之能事。清产核资都是有形的财产，对于无形的财产，就没有注意到。例如：商誉（包括国际商誉如各出口行在国际汇兑上的信用）；商标，其有关国际注册者如弥勒牌薄荷脑在世界上13个国家注册；广告（过去曾化过巨额广告费，迄今尚留印象于市场）；秘方（如雷允上六神丸，出口有国际信誉）。凡此都有极大无形价值，不宜一笔抹杀。（“李康年的建议有那些内容”，“上海工商”1957年第10期）
民建武汉市委会副主任委员、市工商副主任厉无咎认为中央已指示，中小工商业者的帽子可以摘掉，称为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定息不多，条件成熟，自愿放弃的，可以让他们放弃，只能不宣传，不登报。但是这个指示，在下面没有贯彻。有些人一年只得几元定息，也不让放弃，因而公方与职工仍以资本家看待，这如何能使他们心服呢？我认为：党政部门应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及时适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由于中小的放弃定息，可能影响到大的，但是，我们考虑的问题要全面，大的问题在定息，中小问题在摘掉帽子，解决中小问题要考虑大的利益，那未，解决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要考虑一下中小的利益呢？为了照顾大的利益，把一年只拿几元，几十元定息的拉住不放，因而影响到他们积极性约发挥，有的还影响到不能加入工会，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当然解决这个问题是有些困难的，但这是我们工作上的技术问题，不能因噎废食。这个问题处理得恰当、及时，不仅有利于中小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发挥，也有利于改善公私共事关系，有利于加强工商界大中小的团结。（6月9日长江日报）
黄炎培说，工商界中下层的生活的确是很困难的。他们顶了一个“资本家”的帽子，可是生活相当苦。有些人的定息少到只有几元钱、几角钱，可是他们却因此就不能享受“劳保”。他们虽然也愿意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可是由于有顾虑，还怕一旦病倒的时候，反而要减扣工资，所以总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他认为，对于这些已经在实质上是依靠工资劳动维持生活，而同时在工作上又有积极表现，在思想上已有显著转变的“私方人员”，政府应当提前考虑他们的“摘帽子”问题。（5月26日人民日报）
盛丕华就有关中小型工商业者特别是小工商业者的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中小型工商业者在工商界中大约占90％，是绝大多数，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毛主席和党政负责同志都曾作出正确的估计，认为中小型工商业在全部工商业中是不可缺少的。中小工商业者也是国家的财富，也应该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安排在适当的地位。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原则给工商业者在合营企业或在国家机关里安排工作，维持原有的薪给报酬，工资改革后，低薪的具有增加，又在7年以内使他们有定息可拿，为的是使工商业者安心接受改造，发挥生产经营上的积极性，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但是，目前中小型工商业者特别是小工商业者生活有困难，在工资、福利等方面存在着很多矛盾与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党政负责同志关心他们，曾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但是，在贯徹执行中，拖拉推诿的现象是有的，他们对于政府是有意见的。
最为中小工商业者特别是小工商业者关心的，就是摘帽子的问题，试想有这样一些小户私方人员，职位低，工资少，家庭负担重，他们在车间、科室里与工人群众一道从事劳动生产，而拿到的定息，只不过够买几包香烟，有的一个钱的定息也拿不到，在阶级关系的处理上，也要他们戴起资产阶级的帽子，在福利待遇等方面，受有差别的待遇，他们的心情怎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关于摘帽子问题，毛主席和党政负责同志去年曾说过在一、二年内，由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中小工商业者可以从资产阶级中划出去改称小资产阶极，资方代理人也可以考虑划出去。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听到党和政府准备进一步具体化。目前仅有为数有限的中小工商业者和资方代理人，改变阶级成分，被工会接纳为会员。不少的人摘帽子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但是，不得其门而入。(5月29日人民日报）
民建常务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代表们就摘帽子的动机、对象、条件和办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他们说，很多中、小工商业者，特别是家属和青年，要求摘掉帽子，并不单单是为了劳保福利等生活问题，确实是要求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家认为摘帽子的对象应有以下几类：一、无投资、无定息的资方代理人。二、参加劳动、定息少的中、小工商业者。三、不直接参加剥削的家属。四、以劳动为主要收入的私方技术人员。五、中、小户的青年资本家。六、改造的批发商。
大家还研究了摘帽子的条件，认为在经济上必须自愿放弃定息，以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政治思想上必须进步，有劳动热情，工作积极，工人群众对他已改变了看法。其次，摘帽子要完全自愿，不要影响生活，另外还应根据过去的剥削程度和现在的劳动的情况来考虑，不能仅仅以拿定息多少来决定。许多代表说，摘帽子与加入工会是两回事，摘帽子并不等于加入工会，而只是具备了入工会的条件。他们还提出摘帽子必须采取有计划、有步骤分批进行的办法，不能遍地开花，基本上采取从无（投资）到有（投资）、从小到大。不要影响愿意继续留在工商界起作用的骨干分子或大户。（1957年5月30日大公报）
上海江宁第二合作商店主任滕惟训说：小业主是劳动人民，主要是拿劳动来争取个人的衣食，和工人情形差不多。但是，阶级地位很尴尬，资产阶级够不上格，工人阶级又瞧不起我们，说我们有剥削。其实代销户多劳多得，和工人的计件工资差不多，不是剥削。我觉得工会组织门禁森严，把小业主拒之门外，是不合理的。我们希望政府很好研究一下小业主情况，更快地完成对小业主情况，更快的完成对小业主的改造，同时希望工会打开方便之门，把有条件入工会的人吸收进去。这样可似打破小业主与工人之间的墙，也可以使小业主更好地发挥积极性，为消费者服务。（5月24日新闻日报）
抚顺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李赞权说：合营以后，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飞跃发展；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工商界得到很大的鼓舞。我们有工薪生活都有了保障，觉得再拿定息就像偷人家似的，非常不痛快，不摘掉资本家这顶帽子，发挥不了自己的积极性，对建设社会主义也有影响。欢乐园下杂货商店副经理张耀春说，戴个资本家帽子，什么福利也享受不着，定息要拿出百分的五十买公债，10％作互助金，剩下40％还不够买一顶帽子的，所以迫切要求不再拿定息了。公私合营机械工厂副厂长王义民说，我们抚顺都是中小资本家，大家拿的定息合在一起没有一个大资本家的多。在合营前大部分是独立劳动者，合营后工资不高，又没有劳保福利待遇，有的人每次只拿几角钱定息，有的拿几分钱，还有人拿不到股票上贴的印花钱多，这叫什么资本家，我看资本家这顶帽子应该给摘掉。（6月6日辽宁日报）
湖南郴县工商联主任南解阜说摘帽子问题，是每个工商业者最关心和迫切要求的事情。特别是中小城市的中小工商业者。虽然薄一波副总理去年在全国工商联大会上说了，可以把这些人划为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尚未得到应有的待遇。有的私方代表参加政府报告会，干部侧面而视，感到惊奇；有的遭到冷嘲热讽，任意打击，犯了错误说是“与工人农民所犯的错误有本质上的不同。”(6月2日湖南日报）
芜湖市玻璃厂赵富珊说：我唯一的要求是摘帽子。
在政府宣布放弃定息，可以参加工会的时候，我感到很高兴。但在去年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有位青年团负责人讲，不要着急，放弃定息，不等于思想改造好了，也不等于就能入工会，这个时候，我心里感到无限痛苦，我的劲头也松下来了。我现在的看法是，总有一天工商界会像改造高潮一样敲锣打鼓入工会。我一季拿25元定息，就是放弃定息，在企业里干三五年也不一定能升一级，另一头，工会也不一定能同意我加入。那个时候，岂不一头滑一头抹。我们厂里有16人申请入工会，有的人定息一个月只拿几角钱，工作也和工人一样，家里一无所有，他们要求入工会，我认为很正当，我们市里报省里来很长时间没有批下去，我不相信， 解放六七年来我们还没有一个人够条件入工会（5月23日安徽日报）
山西省民主青年联合会委员、太原市公私合营新光铁工厂副厂长王成智说，从“五反”、总路线公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情况来看，工商界的青年们都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想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或者离开工商界。但是具体到某一时期就会改变这种要求，过多的考虑如何能取得名利双全。从目前看来，工商界青年要求摘帽子的风气是要大一些，但是自从政府宣布定息延长到7年之后，反映的意见就有所不同了，资金比较大一些的反映是：“帽子戴着又不重，拿到定息就能用，有钱不困难，花着很方便”,意思是同意定息的延长；另外资金较小一些的，他们对立即放弃定息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是表示欢迎的，因此对定息的延长表示不满，他们说：“季息一包恒大烟，资本家尾巴拖七年，没名又没利，害国害自己”；也有的连工商联组织也不愿参加，说：“参加工商联前途很危险，帽子摘不掉，遗臭万万年。”
从这些反映可以看出，目前在工商界青年中对自身的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认识还不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造过程中，同时也发生了某些不同程度的不正常现象。这些现象归纳起来有两条：（1）有改造到底的思想；（2）留恋资本主义，实质上也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思想体系斗争在行动上的具体表现，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5月26日山西日报）
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向德就中小工商联总的要求是要各得其所这一点，分析目前有3件事是要做的：
第一，要求摘帽子：中小工商业者一般定息收入很少，主要生活来源是劳动收入。许多人迫切要求放弃定息，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以便早日加入工会，争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应有的待遇。
第二，要求人人有事做：中小工商业者是靠劳动为生；在改造高潮以后社会已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了，不是和过去一样容易自由找到生活门路。为着解决生活困难，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迫切要求人人有事做，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在工资和待遇方面要求随着生产的发展能逐步提高。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社会主义。
第三，要求能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中小工商业者人数最多，问题不少，但他们的情况和存在问题，往往被人忽视，没有及时反映出来。因此他们迫切要求能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和反映他们的意见。
如何解决中小工商业者的问题？
一、政府方面：首先要考虑接受中小工商业者自愿放弃定息的要求，把他们的资产阶级帽子摘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他们以应有的待遇，充分利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其次要继续认真贯彻改造政策，切实解决他们4大要求。有些尚未归口改造和安排，改造形式要能适合他们现实的生活条件。
二、中小工商业者本身方面：小中工商业者唯一的前途是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人建议让他们自由经营，扩大就业面以减少他们的困难。我认为那样做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资金少的和劳动力弱的就会被淘汰下来。一部分人的困难虽然可能会得到解决，但必然会有另一部分人的困难将要增加。那条路是走不得的。中小工商业者组织起来的形式可以根据需要、可能与自愿的原则或为合营或为合作组织。合作组织的形式也应当根据各地各业的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由低到高，不必强求一律。各地对合作组织的形式已有不少的创造可总结介绍推广。凡小业主已经走入合营目前还有困难的，也不宜退出合营，仍然只有从合营企业根据实际情况想些办法，如调整最低限度的工资或吸收家属参加劳动等来解决。合作组织还必须订立各种制度如股金计息，劳动工资计分，盈余分配，生产经营（包括家庭副业）计划，及民主管理等制度，都要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才能使组织巩固。又组织起来后还要发挥相互学习和相互帮助的作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共同进步。
三、工商联方面：首先要对中小工商业者的问题重视起来。深入了解他们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和进步。加强对他们的宣教和辅导工作。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制度和改善经营管理，开展增产节约，扩大生活门路。帮助他们组织学习。对他们的困难户要由工商界生活互助金给以适当的补助。要认真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使问题能及时地得到解决。还要在他们中间培养骨干力量。吸收他们参加领导机构。(6月12日人民日报）
上海市八万多户中、小资本家中，有一部分中、小资本家之间，到目前为止，却还存在着一种不服气思想，认为大资本家地位高、工薪多、定息数字大、生活过得比他们舒服。
产生这种不服气思想，是有一定原因的：
第一，在“大鱼吃小鱼”的旧制度下，他们和大资本家之间存在过矛盾，有人被倾轧、欺侮甚至吃“掉”过。
第二，一些中、小资本家特别是一些小资本家，由于家庭负担重等原因，生活上还遭到一些困难，觉得苦乐不均。
第三，许多中、小资本家以为大家都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过去生活较好的阶层，仍旧过比自己舒适的生活，心中不平。
首先，定息是按照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价值即私股数目发给的。大资本家占有私股较多，定息收入也较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定息是赎买政策的重要内容，定息不按私股价值发放，又按什么标准发放呢？再说，按私股发放定息，对中、小资本家也是不无少补的。
其次，大资本家工薪较高，是因为他们是大企业的负责人，责任较重的原故。另外一个原因，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不采取降低私方人员生活水平的办法，所以私方人员一般都维持原来的收入。这种情况有些地方是不够合理的，但只能通过发展生产，使低薪津逐步提高，使各阶层收入逐步符合“按劳取酬”原则，勉强拉平是没有好处的。有些私方人员原薪较低，生活上有些困难，这是要采取措施，加以照顾的。另一方面，中、小资本家中，也同样有不少人维持高薪收入，不独大资本家有这种情况。
此外，大资本家有被选为人民代表、被邀请为政治协商委员，或被任命为专业公司经理等职的，这是因为他们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受到群众的支持，或因他们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能起政府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桥梁作用。中、小资本家因为上述原因，被选为人民代表以及担任公职的也有一些人，但中、小资本家人数多，所占比例较少。 （5月13日新闻日报）
内蒙古工商联常委贾广贵提出私改工作中对中小工商业户情绪不安。他说，企业公司所属的13个公私合营的厂子中，大、中、小户共有118户，私方人员有198人。其中有五、六十人的生活困难不好解决。这些人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也是同样敲锣打鼓走上社会主义，当时规定他们的工资仍照旧，半年不动，现在全市（包头市）正常的工资平均50多元，但是有些人因合营的收入门路多，不光依靠工资，现在光依靠工资就感到困难，原来底子薄的就更显得困难。尤其在自由市场开放后，这些人的思想更动摇了，有的要求退厂，有的在后面看风使舵。他说，当初合营时对这个问题就没有妥善的办法，没有很好的处理。现在已经一年半了。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他说，由定息中可似抽出10％，作为生活互助金，或是由大家自愿拿出一部分储备金，成立储金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6月11日内蒙古日报）
保定市工商联副主任李际春说：企业合营以后，便宜了资本家，冤枉了代理人。他说：资方代理人在经济恢复时期和公私合营时期，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给资本家遮过风背过雨，替资本家过过五关，并督促对资本家接受改造。但是合营以后，代理人实有鸟尽弓藏之感。合营后得到较好的安排的是资本家，对资方代理人的安排有的就不够周到。代理人既没有定息，又不能分红，而空空的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到现在还不给摘。我认为代理人是自食其力的，自食其力的人为什么不能加入工会？把代理人和资本家同等待遇，实在有点冤枉。(6月8日河北日报）
上海庆丰纱厂公共事业科科长方显朝说：这几年有人说资方代理人的自卑感愈来愈严重了，这话一点不假。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主要是没有人关心我们。资方代理人好像是没爷没娘的孤儿。这些话，过去我们也曾鸣放过，可是领导部门高高在上，工商联欺上压下。下情不得上达，反而回过头来左一句改造，右一句改造，批评我们思想不对头，弄得我们灰溜溜的，一无是处。他接着说，论我们这个行业，资方代理人人数超在职资方，可是人民代表也好，政协代表也好，观礼代表也好，都只有资方的份，没有资方代理人的份。“五反”以后，算是出了一个吴赞廷，可是后来查明他也有50000多块钱股本，算不得资方代理人。我要问：难道我们资方代理人都是落后分子？这几年就没有一点进步了吗？再譬如说这几年，谁不想到鞍钢走走，到佛子岭水库走走，从中受些感性教育？可是政府也只叫老板们去，不让我们去，这又是为什么。（5月29日大公报）
保定市许多资方代理人对“摘帽子”问题发表了意见。
“资方代理人的帽子，摘也好，不摘也光荣”
药材公司经理李际春说：资方代理人的帽子，摘也好，不摘也光荣；戴着帽子政府并不小看我们，而且还把我们看成是国家的财富。他觉得早摘晚摘关系不大，只要努力作好工作就行了。
保定酱菜厂赵玉珂发言中说：股金定了，息也定了，资本家直接领定息。代理人没有什么可代理的了。至于摘帽子的问题，摘与不摘都不关重要。
乐仁堂高道一在发言中说：代理人的帽子不应急于摘，因为思想还需要改造，即使是摘了工会也不一定叫入工会，我认为只要把代理人这个名词去掉就行了，至于那天摘，瓜熟蒂落，大家看着行了就摘了。(6月10日河北日报）
保联铁工厂李彦昌在发言中说：我们不愿意要酬劳金，愿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摘帽子是表现进步，而不是落后，别人说戴着帽子光荣，我觉得戴着帽子不舒坦。还说，我已经自食其力地劳动了三、四年了，有些小业主都入了工会，而我们却入不了，究竟要具备那些条件呢？一说就是没有改造好，我一听这个就觉得头痛。 (6月10日河北日报）
上海兆丰纱厂副厂长张学标说：过去我们被叫做“资（糟）方”，现在是“身份不明”，却硬叫我们戴上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实在不能令人心服。这个问题，过去我不敢提，怕提了之后，怕人家追问我什么动机，什么目的，批评我不愿接受改造。现在我要鸣了，我觉得这顶帽子非摘不可，不摘掉，我们的积极性实在很难发挥。 （5月29日大公报）
上海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广副经理林炳炜认为资方代理人身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酬劳金问题，一是摘帽子问题。
他说，1950年人民政府颁布了公私合营暂行条例，对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已作了规定，实行定息以后，并未修改这个条例，可是，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无形中却没有了。
资方代理人这顶帽子，他认为应当逐步地、有计划地摘掉。他说，有些人把资方代理人看成是资本家的帮凶，这是不公平的。资方代理人一方面代表资本家的利益，同时，他还是国家的公职人员。
他认为凡是领取定息的资方代理人，应当根据现行法令，继续领取，如果真正愿意放弃定息的，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地放弃，不必来一个运动，这样既有利于对资方代理人的改造，也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6月8日大公报）
方显朝说：企业合营以后，老板们拿到5厘定息，比私营时期的利润还高，我们的酬劳金却一笔勾销。我们曾经反映过不少次意见，要求尽快地解决。然而对这个问题，政府不说，工商联不谈，同业公会也不谈，只有我们这些要的人在谈，结果也就无从谈起。施之仁说：政府说给资本家5厘定息，是为了便利他们的改造，我要问：政府为什么不考虑考虑我们的酬劳金，便利我们的改造？陆品琴由此提到公积金问题，他说：过去几年，我们资方代理人任劳任怨，辛苦经营，企业的公积金也应该有我们的一份，为什么现在划作资方的资产？沈伯刚说：合营以后，政府处处给资方“锦上添花”，对我们却连“雪中送炭”都没有，令人心寒。 （5月29日大公报）
肖佐鸣提出私方代理人的遭遇和前途，很少有人过问和注意。好像他们之中一点问题也没有。
有人曾提到，按照历史成规与私企条例及公私合营企业暂行条例的精神，应该给私方代理人酬劳，因为他们对企业有过劳绩，而且酬劳金要由股东支付。话说得很对，但是资本家肯拿出这笔钱吗？私方（资本家和代理人）之间能自行协商吗？有人提议协商过，资方有的说政府既无明文规定，又无明确指示，也无一个尺度作为协商的依据；有的说企业股东很多，意见难能一致，协商不好。
政府不管，工商联不管，资本家不管，这就使很多代理人的酬劳金问题，得不到解决，生活也不能安定。因此代理人安心接受改造，发挥积极性，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且还要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顶帽子。代理人的苦闷可想而知了。
作为一个代理人，大都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或技术的，而且他们对所服务的企业，也大都有着相当的贡献。所以我希望有关方面应当及时地为代理人解决问题，使代理人能够进一步发挥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6月10日新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