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半年来犯了很大的错误，在各方面，首先在学校里提出了以资产阶级教学观点为基础的教学培养目标问题的争论，对全国影响很大，宣扬资产阶级的教学观点。在争论中我和清华党委很对立。整风期间在学校中四处放火，把自己的错误推到党委的宗派主义上去；仍坚持自己的错误，轻视政治学习、要理工合校等，最后，认为清华党委不可能承认宗派主义，想找中央谈这个问题。六月五日想找中央的领导同志谈。这刚好符合章罗联盟的政治要求。参加了六月六日的座谈会。我在会上的发言，基本上说明了我当时的心情，想把我加在清华党委身上的“宗派主义”整掉。这些话基本上符合了章罗的要求。这许多行动也是表示了我是章罗联盟在文教战线上向党进攻的一个有力的助手，利用了过去党对我的信任，给我的地位向党进攻。
今天我着重谈一下关於科学体制的问题。刚才曾昭抡已说了一下全面形成的过程。我说说我参加的情况和我的体会。民盟科学规划小组提出的纲领，郭老已经指出这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科学纲领，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从几个方面说一下自己对这个纲领的看法：(1)诬蔑了党这几年来对科学工作的帮助和发展；(2)仇视了党对科学领导的政策；(3)挑拨党和科学家的关系，特别是在科学家正需要改造的时候；(4)和党夺取对知识份子的领导权。
我是参加这个科学规划小组的。小组成立前，民盟开了一次工作会议，我未参加，临时打电话来找我去，大约在某天上午十一时左右，开了一个会，有廿多人参加，曾昭抡说了话，说今天在科学体制、学制方面有些争论。我在去年规划期间，在范长江的领导下、起草了体制这一节稿子。当时我感到各方面都要把自己放在重要地位上，确有很多困难，国家今天还没有力量完全来解决这些困难；是有许多矛盾，我对这些矛盾觉得很烦恼。后来随国家技委考察团出国，对於各国的科学体制问题也很注意。规划纲要印发后还听说高教、科学院之间的矛盾。我在这个会上就分析了一下这些情况，说明科学院、高教的关系，企业部门和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分工，地方和中央的分工等问题。尤其是在高教部考察团归来后提出苏联要把科学研究中心转到高等学校。我在苏联的时候并未看到这事，只知道苏联有意发展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但一听他们有声有色的谈了以后，也动摇了。当时高等学校研究经费也确有一些困难。我关心此事。刚才曾昭抡说要我摸摸底，这话我未重视，今天记不起来了；至少我对他那句话是不重视的。后来，我在五月中旬接到民盟中央的通知，说五月十三日章伯钧、罗隆基约集的座谈会上决定要成立四个组，其中科学规划小组有我、千家驹、童第周、华罗庚参加。曾昭抡为召集人。五月廾四日，民盟中央办公厅发一通知，说要请科学院学部大会上出席的盟员在文化俱乐部开会，用规划小组的名义，也用了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召开。先吃饭，吃饭的时候，章伯钧、罗隆基、曾昭抡、千家驹四人发言。话不大记得了。章说民盟要在科学家中大大发展，学部委员中民盟成员很多。曾昭抡说了体制方面有争论，要求大家发表意见，特别是请外地来的人发表意见。后来分成两个小组开会，我是参加工程、数理化小组的会。这次小会上有十几人参加，是那些人我记不清楚了。曾要我先说，我仍重复上次的话：有那些矛盾等等。并说工作条件问题要研究解决。最后我发言诉苦，说没有时间做研究工作，新的东西来不及看，越来越落后了，今后要补充，也要化二、三年至五、六年的时间。我说如果全国作研究工作的都这样，今后还要化相当时间来补课。这情绪是不对的。政府也在解决过程中，确实也是有困难的。
五月廾五日，民盟又通知曾昭长、千家驹召集在五月廾七日上午十二点在太平胡同一号吃饭，饭后研究体制问题，对要提出的提纲交换意见。这是第一次规划小组的会议。学部大会散会后，曾昭抡拉我同去，五个人都参加了。饭后拿出一份提纲稿子，打印好的。大家还说有底子讨论很方便。谁拟的？谁组织拟的？曾昭抡说是一秘书拟的，他看过，他没说秘书是谁，秘书根据什么人的意见拟的，也没说。中间有若干段我提出了一些意见。我这里有第二稿，和第一稿是差不多的。原稿第一段是说“科学家的使用”问题，里面包括时间、助手、设备等问题。我说“使用”二字不好，说是“工作条件”，后来又说“保护科学家的工作条件”，但大家说太长，改为“保护科学家”。下面还有一些建议。看来曾昭抡、千家驹事先研究过的，会上讨论少，解释多。我提出加一条，科学家在不可能减少兼职时，要允许科学家请长假。这在学部大会上我也提过。当然这种思想很不对。助手问题没有什么争论。设备问题，我提出，原稿写“全国高等学校设备都很简陋”，我认为不妥当，我看过有的学校有好设备，有浪费情形，这样写不合适。曾副部长说，为高等学校争些经费也未赏不可。我是高校来的，部长这样说了我就不说了。科学经费问题，原稿只说了要设立科学基金一句。我说要增加允许跨年度使用。对於企业部门、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的分工协作问题，都没什么改动，“就人”是我改的。本来说“把研究工作分散出去”我说“就人”好。因为在机械协调小组上就有这说法，从我的研究工作看可以提“就人”。稿子前面也说了能集中则集中。社会科学问题，没有什么讨论，千家驹解释了一下。科学工作领导的问题，也没怎样详细谈。第一次会议五个人都参加了，情形就是这样。
五月廾七日民盟中央办公厅送来一份修改方案，叫做“提纲初稿”(实际已是二稿)，要大家提意见退回去，我未提意见，也未退回去，所以现在我还留有一份。
六月四日民盟又来通知，是千家驹、曾昭抡、费孝通三人出面，附了三稿，叫做“提纲修正稿”。准备六月五日开会用的。仍是吃午饭，接着开会。那天上午我和曾昭抡、陆士嘉等一起出去视察，中午和曾一同去的，费孝通已先在那里。我也不知道小组有那些人？我也未问费是不是小组成员。这次会华罗庚、千家驹去了，童第周未到。新的方案和二稿不一样了。保护科学家这一节加了几个问题：一是资料问题，一是归队问题。在社会科学方面加了一句应恢复的即恢复，应重视的应重视起来(这在当时我是未注意的)。会开了一个钟头。我问为什么加资料，归队问题，曾说对于社会科学很重要。千家驹、费孝通都说这很重要，并举人大有人现在才归队。社会科学部分未谈。最后曾说民盟还要代表青年说说话，这时大家说要讲讲培养新生力量问题。大家说了很多，但没人起草。我提了二个问题：一是大家说培养机会要一律平等、我说还有反革命，应该说人民内部培养机会一律平等。后来改为人民内部要一视同仁，这是曾昭抡改的。二是科学家要积极担负起培养青年的责任，作为科学家自己的义务。这一句话现在稿上还有。会完了，谈到文件的名称问题，我说这不属於体制问题，如“时间”不是体制问题。当时也未深谈。胡愈之也在那儿，他问这东西应不应发表。我的意思是这文件只是五个人的意见综合了一下，不好发表，建议民盟中央讨论之后，作为文件送给规划委员会。后来发现一通知，要千家驹代表民盟在规划委员会开会时提出。当时费孝通、胡愈之说民盟中央很难再开会讨论，时间来不及，要就用五个人的名义，我说不好，要就用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名义。有人提出可作提案提出，我说只能作参考，不能作为提案。费孝通、胡愈之认为应该发表。费认为这是民盟的一种新的工作方式，过去一直提问题，现在提建议。这份建议书，前后共有四个稿子，我手边三份，准备交给组织。二、三两稿有很大差别。费孝通在人代会上承认社会科学中那二句是他加上去的；资料、归队等问题不是他加上的。是谁加的，我不知道。
我对自己参加这个反动集团的活动，认识到自己有很大的罪，和过去党对我的培养，给我的责任是不相符合的。我还参加过讨论聂副总理的报告稿，我也知道国家的政策，而且有机会提意见，但是我在那些会上我没有发表意见。我不该参加这个右派活动。主要的错误是我在那期间，利用了各方面的鸣放，把自己一套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看法复活起来了。如对政治和业务的看法，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认为政治只要知道大政方针就行了，对政治轻视。在这种思想下，就提出了保护科学家、准许请长假、培养新生干部等等问题，以及附议这个纲领、还有参加了其他一些活动。在这个期间，我完全被右派思想掌握了。这次反右派斗争，使我认识到受右派的影响很大，也教育了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不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不可能再为社会主义提供什么力量，不能再有什么作用了。我希望大家提供意见，愿意经过长时期的学习，来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
今天上午我讲的话很不好，始终没有交代我的思想。今天有的是我的老师，很多是相当长期的朋友，再不交代实在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党。
这时期错误的主要来源，有一个个人野心。这个个人野心是有很长时间的，在心中摆了十几年。在坐的钱学森同志等都知道一些。就是想在中国办一个加省理工学院那样的学校，有理工各系科，以科学研究为主，教学为辅的大学。如从国家利益出发要办这样一个学校也没什么问题，而自己则是从个人地位出发的。三反前我搞过一个方案，和教育部教学改革的方案对立，后来被打下去了，缩了回去。这种想法是从资产阶级教学观点出发是没有问题的。教学改革几年来我为了争取党的信任，是执行了教学改革的方针的，但只认为是一个过渡，终究会有一天要把我的方案提到日程上来的。改革开始后，躲在外边，不大管学校的事，搞些科学研究，企图抬高自己身价。今年2月开始了教学制度的讨论，符合我的想法，我提出了意见，引起了争论。当时我认为高教部工业司支持我的意见，我坚持下来，学校党委批评我，我不接受。以后见到工业司退了，我也缩回去了。在学校里是无线电系有支持我意见的，我也拉拢他们，想以无线电系作典型示范，实现我的希望。接下去整风鸣放，那期间自己和党委很对立，利用鸣放四处放火，四处散布。如华罗庚提出理工合校，我想拉拢华先生，支持在清华恢复数学系。在清华教师、学生中搞理工合校运动。也利用钱学森“关於技术科学”的讲演，有意无意地煽动同学、煽动教师和党委对立。在这期间，我看到，党委始终认为教学制度问题的争论是一条路线的斗争，不承认宗派主义，我就想利用外界力量，使学校党委让步。6月5日我在民盟开会，想到党委受北京市委、中央的支持，要利用民盟领导的力量在大鸣大放期间可以达到一部分目的。所以和胡愈之等一同找了章伯钧，(当时还不知道章罗联盟，政治上是很幼稚的)把学校描写得很坏，只要民盟说话可以扭转过来，党委没法扭过来，并要民盟找党中央，至少这样可以提高我在教学问题上的发言权。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有人说我是想当校长，这基本上是正确的，虽不一定是想当校长，但是是想夺取教学领导权。章伯钧的野心当然更大，是想夺取全国文教事业的领导权。我利用民盟这样做，是很荒谬的行动。
科学规划问题，我要的是二面派，我想把清华办成那样的学校，当然不会同意把重要的科学研究集中到科学院。但我又受到规划委员会领导重视，在科学院我也负有责任，不好那么说，只好说高教部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科学院不面向全国，不领导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我主张科学研究要分散。所以我是很同意民盟成立规划问题小组的，我参加小组的工作很积极，虽不是我起草的，但积极地提了意见。我参加过二次会，都积极发了言，有一次未参加，还有书面发言。后来见形势不对，就缩回去了。规划会议时，我说这方案代表民盟政治人物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我们几个人搞的。到章罗联盟揭发后，看到有那么多复杂历史，自己也害怕，一直想躲避过去。到6月20日后，知道躲不过去，要交待，但一直还是躲躲闪闪，不敢交代思想，枝枝节节交待一些，不肯暴露自己的野心。人家揭露以后，也只是重复别人的话。
今天我开始觉得有这么多老师、同学那么热心来讨论这个问题。无疑问的，由於我的个人野心，进行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使党、使人民的文教事业遭到很大的损失，只有认罪，也希望大家教育我。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改造自己。以后还要在清华详细交代。
来源：1957年7月20日《新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