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工作很出色，尤其是你们写的“向作家协会上海分会请教”，在这儿颇获好评。不少作家向我提起这篇文章说：“上海作家协会的门被你们打开了。”(唐祈在作家协会整风座谈会上说：“上海作协整风所以搞得好，是与文汇报分不开的。”)可是紧接着的一句话却是：“这儿作家协会你们就没打开”，而且还批评我工作不努力等等。(侯敏泽同我说：“这儿作协的门你敲不开了吧!”唐祈在会上煽动我说：“文汇报驻京记者在这儿根本没做工作。”)
你说，受了这样的批评，心中怨不怨?我大大小小的也参加了全国作家协会六个座谈会了，可以说是一个也不拉，可是座谈会上没有谈出多少问题，又叫我怎么办呢?
我曾经想，作家协会只不过是个推动创作的机构，也许确实没什么问题，人家也只有这么一些意见。可是有时候问问作家们和作协内部的同志们，他们却说：“差得远哩!(侯敏泽的话)整风还没有真正开展，(徐迟的话)空气还闷得很呢!”(唐祈、吕剑：有密不透风之感。)
后来又听到，某一位作家在座谈会上只谈些琐碎问题，而背后却说：“要是让我们把意见都说出来，足以编成一部壮严的史诗。”(这是指穆木天、唐祈在整风座谈会上说，穆木天在诗刊这样讲。)还有一位作家明明写好了尖锐的发言稿，也向大家表示了明天一定在会上谈的决心，可是到了第二天，却没有批评上三句，就匆匆鸣金收兵！(这是指肖乾)也有一位作家在会上发表了尖锐的意见，我请他给我们写篇稿子，他却像怕火一样，坚决拒绝，还说：“第二次叫我讲，我也不会讲了。”(这是指徐迟)
可知，作家们的意见并不少，但是他们顾虑大得很，不肯讲。(唐祈、吕剑及作协机关内部人士在座谈会上这样表示：顾虑很大。)
我也没有专门去打听他们究竟有些什么意见，又为什么这样顾虑重重。不过你知道，既然座谈会上欲言又止，座谈会外也难免窃窃私语了。这些窃窃私语用不着去找，就自然而然的流到我的耳朵里来。
有一次我就听到过一位作家私下说：“很简单，现在大家都在看党组。党组负责人邵荃麟同志在整风动员大会上说，作家协会教条主义是严重的。不错，我们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教条主义，但应该说负主要责任的，影响最大的是文艺领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要是作协党组先来揭露和批判自己的和文艺领导的教条主义，你看看，作协整风面貌会不会焕然一新！现在党组自己不鸣，群众又怎么敢鸣呢?”(唐大成：现在大家都在看党组，要是邵荃麟同志出来写篇文章，批评教条主义，你看情况会不会变更，党组不鸣，群众怎么敢鸣?)
光就我所听到的，作家们对于文艺领导思想中的教条主义意见可大得很呢。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当前文艺界的主要矛盾之一。有好几位作家和我表示过这样的意见：“现在职业化也谈了，体制也谈了，就是文艺领导的教条主义思想，还没有人谈，或者谈得很少。(剧协一女同志：现在什么问题都谈了，就是文艺思想的教条主义还没人谈)我们的文艺领导权威很大呢，假如他们处处都很正确，那当然再好没有，不幸他们又有不少教条主义，毛病也就出在这儿了，(唐祈：权威大得很呢，有些领导意图，下面做了，下面检讨，而上面永远正确，不要始终正确，要放下架子来)不说别的，这几年来，这些文艺领导同志否定了多少小说、剧本、电影?只要他们轻易摇摇头，就致人家作品于死命了。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行，究竟要什么呢?当然只有概念化、公式化了。前二年做作家真倒霉，只要文章写得有点问题，就得检讨，甚至莫名其妙的扯到品质问题、政治问题上来。这怎能怪作家搁笔呢?事情就是这样不公平，不写，没事儿，写了反而坏事。”(这段话是剧协女同志说的。肖乾也有不写，没事，写了，坏事的说法。)他们给我举了好些例子。这个说，作家在解放初期并不是没有创作热情，也不是完全创造不出工农兵形象来的。像刘沧浪的创作热情就很高，“红旗歌”也写得不坏，可是他的第二个剧本“开快车”，给某领导同志一言而毙之了，从此这位剧作家再也没写出什么剧本来；(这个例子是剧协女同志讲的)那个说：作家协会党组本身就很教条主义，听说他们讨论过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这篇小说采取否定的态度，这就是引起对王蒙小说“围剿”的原因之一，(这个例子是侯敏泽讲的)。这个说：某首长在大会上朗读李古北长篇小说中短短的一段，就给它带了顶“自然主义”的大帽子，听者，真有点“杀鸡吓猴，兔死狐悲”之感；(这个例子是肖乾讲的)那个说：茅盾同志看了一批“人民文学”不用的稿子后，一夜睡不着觉，感叹道：“这样的稿子都登不出来，也难怪百花不能齐放了。”而这些稿子大都是被某些领导批为“政治性不强，不用”的。(这是听唐祈说的)(以上几个例子，在原稿子都是没是没有的，修改时，是浦熙修叫我加上例子的。)
这些作家都要求：“这次非要给那些被否定的作品翻案不可。(剧本女同志的话)领导上要真正放下架子，有些事做错了，就承认错误，那么事儿才好办，大家才会讲话。要是还像过去那样是非不分，检讨的总是我们，正确的永远是领导，谁敢吭声儿?那么一辈子也解决不了问题。”(基本上是唐祈的话)
我这个人常常把问题看得很简单，总觉得作家应该是热情、真诚、勇于干预生活的，所以有时候我也就老实不客气的批评他们：先把自己的心摊开来，才能让人家摸到吆。
“你那里知道文艺界复杂的情况！”他们说了我一通：“老实说，我们的经验，不得不使我们顾虑重重。”(唐祈、吕剑等在会上这样表示)于是他们就谈起同行们的遭遇来：某位作家怎么因为文艺见解与领导不同，就被视为反党、反领导，足足整了一年多，至今还没有恢复名誉(柳溪谈的陈企霞的情况)……教条主义加上宗派主义，就使人们胆颤心寒。
我想，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整风中得到解决。可是有些作家却对作协整风缺乏信心，他们叹口气道：“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徐迟的话)……这个问题不解决，影响整个文学界的团结和争鸣……”(唐祈：党内宗派直接牵累了党外生活，——在整风座谈会上谈。)我理解他指的是党内宗派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我当然也听到过不少风风雨雨，但局内人既守口如瓶，局外人又分辨不清谁是谁非，我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未修改前是，我既不了解情况，又分辨不清谁是谁非)
不过，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盖子一定会揭开的。听说作家协会党组决心要消除党内宗派主义，为了这件事，他们已经开了好几次会了。我想，唯有党内团结一致，他们才能更好的团结非党作家，共同来大鸣大放；也唯有大鸣大放，才能使文学界真正摆脱教条主义，而让文学事业繁荣起来。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更多的好消息。(原来的结尾不是如此，修改时，是完全按照浦熙修的话写的。)
(注：括弧内的注释，是在斗争姚芳藻时，由姚交代的。)